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另外，同作者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革的起源》即将发行中文版，敬请期待。
【本书原版封面】
1961 年 1 月 1 日，文革渗透进了中南海。那天上午，一群在中央机关电话总机工作的“造反派”，自称是“67.1.1 战斗队”，进入了刘少奇居住的院子，给它“张贴”上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的“奇”字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斜在一边，看上去像个“狗”字。两天后，另外大约二十几名自称是“红旗团”的工作人员在晚饭时分突然涌入，要刘及其妻子到院子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到 1 月中旬为止，造反派们（戚本禹在幕后精心策划了他们的活动）已经对朱德元帅（时年 80 岁，解放军之父，毛的第一位重要的亲密战友）、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类似的折磨。1 月 12 日晚，近 200 名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造反派”——包括康生和戚本禹的妻子——出现在刘少奇的院子里，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批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制组。第二天，毛最后一次与刘见面，当刘要求毛准许他辞职，回农村当普通农民，“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拒绝了。不让国家发生动乱可不是毛的想法。
除了这些羞辱以外——对刘少奇来说，他还受到了前妻生的子女的痛斥——好在刘、邓是政治局常委，不需像其它几乎所有的高层“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在数以万计声嘶力竭的“革命群众”代表面前忍受公开羞辱，而且这种羞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些体育场和体育馆悬挂着横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打倒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足球场和公共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各地上演着同样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民众对所谓的毛主席的敌人更大的愤慨。
“首都三司”的领导人们尤为其组织技巧和纪律而感到骄傲，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它运作了数次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群众集会。那些不在接受“革命小将们” 正当义愤”所攻击目标之列的老干部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当时担任康生驻天津的特使，1967 年春天，他对一群来访的朋友说：“他们真的很能干，那些小伙子，全部是二十出头……我让他们搞一个揪李雪峰的群众大会，不到一、两个小时，他们就组织来了大约四、五十万人。纪律性真是太强了。”无疑有点夸张，但是很生动。
毛在大跃进前夕抱怨，北京除了“官僚”以外，别的什么都生产不出来。也许这种情况在中国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不过，似乎是为了证明毛的话是对的，一个近乎是常设的“斗争部门”逐渐成形，有数百人为其工作——如果说不是雇佣的话。例如，地质部的二楼就免费提供给“首都三司”作“斗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筹备处联络站”的所在地。该联络站对不同对象进行“斗争”前，先要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接着就要求北京市当局提供合适的场地，北京卫戍区确保斗争对象到场，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派武装警卫强行护送他(她)来。该联络站则负责联系公众。它的每一次重要集会前预先印好海报，告知人们，想要在会上发言的话，应把“揭批材料”交到哪里去审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领票(“凭介绍信以集体领取”)，要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要打哪个电话。虽然安保措施也许并不太严格，但是决不会让你随便就能进来看看“阶级敌人”获得他们应有的下场。“首都三司”下属的一个组织编写的一份内部演示文稿说，一群到北京访问的瑞典学生，有一天晚上试图“进入”一次群众集会，会上挨斗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一位 74 岁的副主任。他们被拒之门外。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捕捉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集会的气氛。上述筹备处制作了一部长达 15 分钟的纪录片，拍摄的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会场内人山人海，那位倒台的北京市市长及其许多高级同事们屈膝跪倒在地。不过。会场上也不乏喜剧场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阎王殿的判官”在许多年后回忆了自己挨斗时的故事。当时，批斗会的组
织者相信于光远不会逃走，让他在不开会的时候呆在家里，接到开会通知后自行去会场：
有一次，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向我收门票，我说我不知道要票。看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是不能进去！”……我 对 他 说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还是要进去。”
“不行！就是不行！”他的阻挡，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让进去，而另一个人坚持要进去。……看门人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了吗？”
“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
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懵了。
我于是问他：“今天你们开的什么会？”
“批斗会”，他回答说。
“斗的是谁呀？”我又问。
“于光远。”
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是，于光远没有票也进去了，以那种臭名昭著的“喷气式”挨 了顿批斗。
11 月和 12 月的政治形势日益混乱，刘、邓以外的高级领导人是否可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和权威的指示。除了毛以外，任何一名掌权者都受到了北京自封的造反派们的攻击。
由于当时文革仍然是被正面看待的，底层掀起的这次攻击狂澜由于波及了林彪和江青这样货真价实的“左派”，所以被叫做 11 月和 12 月的“黑风”。新近的中国有关历史著作试图把这种攻击的性质无中生有地定为“反左”，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人们在激烈地斥责江青的同时也会把林彪捧上了天，反之，亦燃。北京林学院的一伙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革命同伴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机构(“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还宣称这种行动是在坚决支持毛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中抨击林彪，他们认为鉴于林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演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两位大学生在其大字报中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几乎没有林彪身上的那些缺点。清华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散发传单，抨击陈伯达和江青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据说遍及北京 17 所高校，它公开要求关锋和戚本禹下台，特别是戚要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承担罪责。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讽刺刘邓及其众多支持者和同伙的漫画得以印刷和发行。
有时，在华的外国记者们会把这些事件当成新闻。苏联人特别擅长此道，一家“修正主义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张“反革命大字报”，题为“周恩来在干什么？”，红卫兵们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在苏联记者驻京办事处(塔斯社)的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真理报不说真理”，下联是“消息报编造消息”，横批是“全是废话”。
对中央文革小组最凶猛的抨击尤其是来自于“早期”的红卫兵，他们在八、九月间如日中天，此后其势力和影响就一路下滑。这种衰落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在最早预言红卫兵会对栽培他们的领导人反戈一击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像蒋介石以前的得力助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创立者、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促进者陈立夫那样富有洞察力。陈立夫在 1966 年 11 月 评 论 道 ：“共匪利用青少年组织‘红卫兵’在大陆上造反作乱，这是最愚蠢的做法，欺骗和利用青年的人，终究会被青年人所唾弃。”到了年底，一些后来觉醒的“造反派”在对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质疑后，才开始了解它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批评少了些愤怒，在某些方面却多了份成熟。这些批评者现在大部分被遗忘了(从历史上来说，有不方便之处)，其中包括朱成昭本人，官场的说法是他在 1967 年 1 月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太反动了，中国没有哪个学生可与之相比”。朱认为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即毛泽东的免费旅游计划——“不成熟”。他坚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逮捕了太多的红卫兵和一大批中学生，后者是“西城区纠察队”以及类似“保皇派”组织中其实是真正“左派”的中学生。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其实完全是“折磨群众”。随着朱成昭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作为红卫兵领导人的生涯实际上也就到了尽头。然而，他继续在幕后得到了其最初的追随者默默的支持和仰慕。
对中南海里的讨论并不知情的人们在竭力猜测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瑞典驻华大使猜测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他在写给自己的外交大臣的信中说，一度曾有 9 名公安干警在保卫着大使馆，但是现在“事态恢复正常，只有一个警卫当班”。
《纽约时报》一篇最近的社论宣称：“一场有限的内战正在中国展开”，对此这位大使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从北京的情况可以断言，这种判断似乎为时过早”。
不过，他在此信尾处写道，“一个人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愿意徒劳地高预测未来。”事实证明，上述社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内战正在进行，其势已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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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