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星章子怡卷入薄熙来丑闻

核心提示:海外网站博讯传出徐明的爆料,徐曾牵线让影星章子怡和薄熙来发生付费性关系,在政治丑闻中又增加了绯闻。不过分析人士称这可能是一种抹黑手段,同时章子怡团队驳斥了这一传闻,称之为“荒诞至极的虚假报道”。


【图:章子怡是为数不多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影星之一】

海外网站博讯网5月28日发文称,徐明供认他在2007年首次给了章子怡600万人民币,做为第一次和她上床的代价。同年,徐明安排章子怡和薄熙来上床,酬金是1000万人民币。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薄熙来和章子怡上床超过10次。徐明和薄熙来和章子怡上床的地点是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和北京西山的徐明的会所。

博讯据中纪委的数据,章子怡在过去10年以性交易至少获取7亿人民币,其中1.8亿是来自徐明的现金。

该报道被香港的《苹果日报》转载。而章子怡团队则在微博发表公开信,驳斥《苹果日报》援引博讯网有关章子怡卷入薄熙来案被禁止出境的消息,称这是“一则荒诞至极的虚假报道”。章子怡团队表示,他们对《苹果日报》及有关媒体的不实报道,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而原本被臆测因为遭受调查而被限制出境的章子怡,昨天被网友拍到现身香港机场。她的粉丝认为这破除了被限制出境的传言。

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荣勇博士认为,这起报料事件背后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透过他幕后金主爆料,把薄熙来先生的名声彻底搞坏。”

金荣勇说,第二种可能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中共党中央整治的决心。

金荣勇认为,薄熙来的案子已经激化中国国内左右派的矛盾,中国官员中有诽闻的不少,但这次报料或有政治动机。他分析:“现在不管是透过徐明或者其他的方式, 去把薄熙来的形象更进一步的斗臭,只是验证出来其实中国内部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希望藉由薄熙来的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丑行跟恶行恶状,合理化中共中央的处 置得当。这也可以看的出来双方之间的矛盾,是有在加温。”

金荣勇认为,中国官方会希望这件事尽快落幕,他说明:“薄熙来这个事件,演变到今天,不管是对薄熙来,不管是对中共中央来讲,不管是对整个中国的形象来讲,其实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金荣勇说,当前的胡温体制会在最后的这几个月,将薄熙来事件处理掉,好让习近平和李克强能在干净的情况下接班。

浙江瑞安仙降群体性事件始末

核心提示:一名19岁的农民工讨薪反被殴致死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引发湖南籍农民工聚集围攻仙降镇政府,并推翻警车、砸碎窗户、政府办公一度停滞。5月30日,新华社通报称工头已被逮捕,并与受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


【图:网友上传的现场图片】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5月28日上午,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发生一起外来人员群体性事件。此次事件与近期发生的一起伤害案有关,死者家属要求政府部门严惩凶手。部分聚集人员情绪激动,冲击街道办公大院,造成办公楼部分窗户玻璃、汽车受损,引起周边数百群众围观。

据了解,此次事件与近期发生的一起伤害案有关。瑞安市方面通报称,5月12日晚,湖南籍务工人员杨志(男,20岁)因工资结算纠纷和某加工点负责人徐启寅(男,39岁)在仙降街道四甲村发生扭打,杨志头部重伤。案件发生后,该市公安机关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伤者抢救、设卡缉捕等系列工作。

5月26日,受害人杨志在瑞安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5月27日,仙降街道召集死者家属就杨志伤亡赔偿等事宜进行调解,未达成一致,并商定于5月28日上午死者家属派5名代表到仙降街道办事处继续协商。

5月28日上午,死者家属及部分同乡人员约200余人(说明:新华英文稿中说是近千人)聚集在仙降街道办事处,要求政府部门严惩凶手,做好死者善后赔偿工作。部分聚集人员情绪激动,冲击街道办公大院,造成办公楼部分窗户玻璃、汽车受损,引起周边数百群众围观。政府办公一度陷入瘫痪。三个半小时后,在警方及相关部门工作下,人群逐渐疏散。

目前事态基本平息,一名死者家属获赔30万元人民币。新华社称,此事引起瑞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此期间,当地政府部门多次做死者家属工作,表示会帮助解决善后。

5月30日,浙江在线发布通告称,犯罪嫌疑人徐启寅于5月14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5日被依法刑事拘留,昨日被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针对死者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要求,仙降街道办事处于昨再次召集双方调解。昨天上午,双方已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签署民事调解书。

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路透社试图联络当事人和当地政府但都没有获得更多信息。中国每年发生10多万起“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征地、腐败或是劳资纠纷引起,在去年发生的织里、安顺、新塘等地的骚乱中,“同乡会”这种最基本的组织形态也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不过,这些骚乱往往会被政府通过强力镇压和安抚当事人的手段平息下去,不会形成跨阶层和跨地域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出现的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中,暴力手段还可能激化地域矛盾,将具体事件演变为外来员工和本地人的对立。

陈光诚:中国的不法

核心提示:陈光诚到达美国后接受采访说“他不会沉默”。5月30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他写的评论文章,并且以中英两种语言发表,以下是他的文章全文。


【图:原文配图】

自从五月十九日抵达美国以来,有人问:你来这儿想做什么?我之所以来美国,是为了在这短期学习,而不是政治庇护。但我在这学习的同时,也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彻底调查过去这七年以来对我和家人所强加的于法无据的惩罚。

我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的时候,当我离开庇护我的美国大使馆的时候以及美国政府官员与中国政府谈判安排我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我都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彻查。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向我保证他们会彻底调查,公开处理,并通知我调查结果。我希望他们会恪守承诺。中国政府过去经常食言。我在此敦促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一起监督,并视中国政府调查进展情况采取相应行动。

中央,山东,临沂市和沂南县政府必须回答许多问题。为什么从2005年起将我和家人非法拘禁于东师古村的家中,不允许我们与村民和外界的联系?为什么2006年编造谎言指控我破坏公共财产和聚众妨碍交通,在没有证人和辩护律师的情形下对我进行闹剧式审判,并把我关进监狱四年三个月?在我2010年释放出狱后,又是根据什么法律,将我和我的家人居住的屋子变为一所跟监狱严厉程度相等的监狱?

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官员的无法无天。中国不缺法律,而是缺法治。因此,经手我的案件的官员们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蔑视国家法律。

虽然中国刑法如同世界各国的一样需要不断更新,如果认真实施仍能给与公民相当程度的保障,防止被随意拘禁,逮捕和起诉。几十年来,为了防止重现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ヽ “群众运动”以及后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梦魇,无数执法官员,律师及法学教授在中国致力制定宪法与各种法律。

但是实际上,如同对我和我的侄子陈克贵的案子一样,这些保护措施经常被忽视。自从今年4月当地警察发现我逃离村子后,气急败坏地带领一群打手,他们无人着制服,没有搜查令,没有逮捕令,也没人说自己是什么人,半夜爬墙闯进我大哥陈光福家中,将门踹开,惨无人道地殴打我大哥。

将我的大哥拘禁起来之后,这群人又两度回来,用镐柄殴打大嫂和陈克贵。陈克贵不得已摸起菜刀反抗,划伤其中三位打手,但未杀人。

从此32岁的陈克贵便荒谬地被冠上涉嫌”故意杀人”的罪名,拘禁在沂南县看守所,完全与世隔绝。想必承受的酷刑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中国1998年已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并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实施该公约,但在中国酷刑逼供司空见惯。他们一家聘请的律师至今没有一人能够正式接案,反而是官方宣布陈克贵必须接受政府控制的法律援助律师。

尽管中国还没有人身保护状这类法律,但目前的司法制度规定检察官独立办案,可以纠正警察的违法行为。而法官也必须独立审判纠正检察官和警方。

在中国,重要案件都是由共产党政法委控制,而非司法官员。从沂南县基层法院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制度的每个层面上,是政法委指挥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于是,原来面似独立运作的人员转变成为一个所向无敌的武器。政法委的所作所为已将几十年的法治建设成果付诸东流。

我现在和家人安全抵达纽约。夫妻俩也有以前在中国所期盼的学习法律的机会。但是虽然我们能够学习,并且自由地与美国法律界官员,教授,改革家会面,但试图帮助我和侄子陈克贵的辩护律师仍然每天面对威胁,危险与不公。

针对我的案子进行调查时,中国中央政府必须面对书本上的法律和实际上的法律之间的这种关键性差异。

今年秋天,十八大将选出新的领导。他们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党委政府的无法无天行为。

确实,国家的稳定可能决定于他们这方面的政策。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性转型的关键时刻。希望新领导能把握机会。就如古人所言,己不正,焉能正人?

陈光诚现在以特殊学生身份就读于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

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连载二)

核心提示:这本书据说是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在新世纪出版社决定出版时被禁。本书的真实性尚有待考证,我们将连载这本书中的若干重点段落直至六月四日,内容有删节。将任意一期《每日译者》手机报转发给你了解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电子书。(点击邮件下方的“转发给你的朋友”,您的邮箱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数据库中,我们会从中选出100名获奖邮箱寄送免费电子书。)


【图:据传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一书封面】

胡耀邦逝世

4 月 15 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之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 4 月 8 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 9 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 10 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下午 2 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 月 9 日上午,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 8 时 25 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 月 16 日

6 时 29 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 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 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 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 1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 月 17 日

下午 5 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 200 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今天去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小平同志在今年 3 月 23 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 政法学院有 200 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 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 月 18 日

上午 9 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 9 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

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 “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同志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

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 4 月 15 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 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 1986 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 23 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 20 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 4 时 20 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金融时报中文网:三桩恶性案件

核心提示:河南永城、浙江永康、广东东莞,不同的地点,相同点都是少女被性侵,恶性案件挑动公众神经,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能同时免于公权力和舆论影响的真正独立的司法,但实现这一点目前看来还遥遥无期。在这个媒体不得不承担太多功能的时代,《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一篇综合文章,记录了多家国内媒体上关于这三起恶性案件发出的愤怒和无力的声音。


【图:在两年前新世纪周刊为习水性侵案做的封面专题】

互联网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民众冤情,又有一件得到了至少是部分证实:26日晚间9时,河南永城市官方网站发布通告,称“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审讯,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

经由包括人民网在内的门户转载推荐,这短短百余字迅速成为周末公众热点,恐怕就算河南本地民众也已人尽皆知。

通稿以外的一些细节也开始得到媒体披露。在比同行们多出来的几百字中,周日的《深圳晶报》引用网传讯息,称“李新功因奸淫幼女,于2012年5月8日19时在永城市第三中学门口作案时,被刑警现场抓获……公安人员抓获李新功后,突击搜查其和案情有关的场所,在他办公室及车中查到大量安全套、润滑剂、壮阳药等;电脑上查出大量黄色图片、幼女QQ号、成人群、学生群等大量犯罪事实,另有一本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存折;每个被奸淫幼女QQ号都注明孩子的生日等相关信息。”

《中国青年报》在周一亦有所突破,宣布“李新功的主要犯罪手段是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未成年少女,并通过网络认识、诱骗一些未成年少女。他还和永城某中学的一些在校学生达成协议,由那些学生负责介绍给他女孩,事成之后,给予一定金钱。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编造自己是永城税务局的领导、现在是单身等谎言。李新功自己开一辆黑色无牌照汽车,每次都是在车中作案,情节恶劣,令人发指。”

《青年时报》记者显然已经压抑不住愤怒,周一引用来自互联网帖子的描述:“根据李新功手机短信显示,非处女不要。每奸淫一位幼女,都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还有的孩子哭求他说:‘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也无济于事。在受害幼女中,最小的才2001年出生。根据多名受害幼女家属十余天的调查了解,受害幼女远远高于犯罪嫌疑人李新功市委办公室电脑记录中的数字,极有可能高达近百人。”

至少,人们有理由相信以下这段指控:“该市已下达封口令,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发布有关信息和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在发稿前,也被别人劝说‘最好不要先去采访,届时朋友会表示感谢’。”事实上,永城官方选择发布消息的周六夜晚,恰逢河南本地畅销的《大河报》、《郑州晚报》、《东方今报》按例休班,而今日见报的河南诸媒体,也未有跟踪。

媒体人的义愤填膺还展现在《京华时报》的头条评论上,展现在新浪、凤凰、搜狐等门户网站的重点推荐上。文章标题开门见山,“永城强奸幼女案必须大白天下”:“在这则官方消息中,网传‘常务副秘书长’没有出现、‘数十名’变成‘十余名’。而在其他诸多关键信息上,同样留下了巨大的公众需求真空。显然,100余字的消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信息渴求,微博对消息进行了大量转发和评论,质疑和愤怒成为主要舆论情绪。在一般情况下,官方发布消息讲求准确、真实,因而在未弄清事实之前会惜墨如金。然而,尽管李新功作案非一日,但案件进入公共舆论场却是突发,因而是舆论突发事件。显然不能按一般事件进行消息发布,而必须在信息发布的节奏、内容披露的程度等方面合乎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规律,合乎突发事件面前的公众信息需求。”

评论员李光东就此奉劝永城官方,“若以‘案件正在侦查’为由不及时发布信息,则会白白失去与公众进行良性沟通互动的时机。 ”

《作恶多起为何才暴露》——这是《北京晨报》作者的质问。这位资深记者认为,受害少女“家丑不可外扬”并非原因,“李新功不是流窜作案犯,他是永城市委堂堂的一个官员!他每天衣冠楚楚出入于永城市委办公楼,服务于市委领导,还隔三岔五发言做报告,难道所有的人都没有从他身上嗅出一点犯罪的气息?像李新功这样的人,在工作中也许是备受领导称赞的人,但其糜烂的私生活,领导们一无所知。假如不是其中一个女孩子的家长举报,李新功不知还要残害多少未成年女孩。”

《现代金报》则允许作者值此重提强奸与嫖宿之别,表达担忧:“笔者坚持认为,对强奸幼女的官员罪犯必须依法从重处罚,因为他们大多是利用权力实施犯罪,不仅容易实施犯罪,有条件犯罪,而且对整个官员队伍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其严重,因此应该按照刑法相关规定适用最高的徒刑予以严惩。”

在凤凰网同期推荐的另一篇《对“官员强奸未成年女性案”的四点期待》中,作者在建议“从重从快严肃查处”、“办案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的同时,亦呼吁“审判结果不受舆论干扰”:“在一些论坛和QQ群上,要求将李新功立即处死的呼声很高,更有一些知名网络意见领袖写出了‘李新功必死无疑’的帖文广泛传播。从个人认知和道德审判的角度,李新功的确该死,而且死十次都无法弥补其给众多未成年女性带来的伤害。但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一个人的审判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期待办理李新功案件的司法部门能够独立办案,不受舆论干扰,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给外界一个客观公正的法律结果。”

强奸、嫖宿,一词之差,量刑大不同。在浙江永康,这个周末则传出官商嫖宿女学生案。本地《钱江晚报》亦有报道,称其记者根据微博网友“奸商陶瓷”昨日下午所言向当地警方求证,得到永康市公安局负责宣传的陈科长回应:“事情大概发生在2月份左右,永康公安已经立案了,但具体的细节,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根据这篇报道,“当地相关部门透露,涉案人员中社会闲散人员为买淫卖淫和中介者,个体业主是买淫者,在校生为卖淫者……事件涉及永康3所学校的20多名学生,其中有10几名未成年学生被老板包养,且永康已有3名老板因为这件事被拘捕。”

从永城转战永康的《晶报》亦于今日刊出“嫖宿幼女为何屡禁不绝?”之问。根据这份报纸《网传浙江多名人大代表嫖宿女生》所言,微博爆料的“奸商陶瓷”是实名认证的《时代周报》高级记者陶喜年,不过,文中亦提到,永康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陈永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又否认了浙江在线上他的回应,“我根本没有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微博爆料的内容,陈永柯并不确定,“这个事情只是在永康传的比较厉害,但究竟有无发生这类案件,我都不知道。”

不过,比起这种夹杂了官民对峙、贫富分野的不共戴天,另一件已进入庭审阶段的虐杀少女案引发了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新华社昨天发出调查,针对“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大二女生小米(化名)在教学楼厕所遭猥亵杀害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缓,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一事提供多种视角,成为今日各家媒体广泛采用的稿件。

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加入进来,用标题设问:“‘被害人激烈反抗’是免死理由?”报道开篇介绍背景,“小米的父亲梁显彬发微博称:6个月前,女儿课间在教学楼女厕所遭猥亵虐杀。凶手律师说,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请求法院轻判。这条微博在网上迅速传播,很快便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后逐条介绍法院针对质疑的回应:“案件宣判‘秘密’进行,法院称并不违反程序”、“手段残忍为何还免死,法院称因‘被害人激烈反抗’”、“是否走投无路才自首,法院认定被告自愿”。

《京华时报》选择了最后那句法官辩解作为主标题:“法院称重判会打击自首者”,而这也成为新浪和网易编辑们的共同选择:“考虑到被告人是一名22岁的年轻人,受性冲动影响实施犯罪,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也是个打击。”

正如新华社记者所摘录,网络意见此时呈现一边倒:“网友‘Su小仙’说:这个杀人犯的行为已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不惩治,社会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敖翔’。梁显彬在微博上写到:‘敖翔杀害小米时没有丝毫的慈悲,现在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怜悯,我请求国家判处最高刑罚,该赎罪的就应去赎罪!’”与此同时,小米家属制作的视频、照片被大量转发,“看着照片上乖巧可爱的小米,许多网友对少女生命的消逝表示痛惜,对案犯表示强烈谴责,也对案件的判决提出了种种质疑,称之为广东版‘药家鑫’案。”

“药家鑫”——于是,这个在一年前掀起中国全民死刑存废大讨论的阴影重新降临。《新京报》作者徐明轩不愿纠结于个案中被告人的死与不死,在强调“凶手被轻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这是法定的从轻或减轻量刑的情节”后,向双方提出告诫:“本案无论是死刑判决,还是死缓判决,都是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不能说死缓判决就是枉法。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能屈服于长官意志和公众口水;公众也有权监督和质疑,但不能根据受害方亲属的描述和简短的报道,越俎代庖做出判决。这是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

于是,这篇获得新浪头条推荐的评论批评“网民不能基于朴素的情感,认为‘杀人者必死’”,亦向法官们提出建议:“对于可能引发争议的判决,要让公众信服,法官就必须以阳光的司法过程、严谨的判决来保障结果的公正,必须将司法运行的整个过程呈现在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不过,就在《半岛都市报》允许作者呼吁“广东版‘药家鑫’案不应再陷公众审判泥潭”的同时,新浪也展现了来自《扬子晚报》的反驳,《“有激烈反抗行为”又是“激情杀人说”?》 。文章大呼咄咄怪事:“药家鑫8刀捅死张妙,有律师和专家以‘激情杀人说’为之开脱,敖翔将小米头部、脸部往地上猛撞,又捂嘴掐颈致其死亡,则有法院以小米‘有激烈反抗行为’为敖翔卸责!还分是非不?”而后,更从作案动机、程度、社会影响等一一比较药家鑫与敖翔,直指“些微自首情节”可以忽略不计,“退一步说,即或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可以商榷,但无论如何,小米‘有激烈反抗行为’也绝不成其为‘死缓’——替敖翔开脱、减轻罪责的理由。”

《都市快报》评论员徐迅雷也展现了与新闻标题《猥亵虐杀少女凶犯被判死缓。轻了?法院说是依法留情》相同的立场,叹息奈何,“好像没有多少网友认为这样的判案判得光荣、正确、伟大,而是一片批评声。但法院总是自己顾自己,屡屡这样干。受到冤屈的百姓奈何?

打官司,如果变成‘打关系’、‘比地位’,那么公正正义必然成为空话。”他用来对比的例子是:“你想不到的是,对某些案件,法院的严厉判决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海南乐东县19岁的少女阿珠,在2009年入室抢劫了40元钱,法院一审,判了她整整10年徒刑!服刑期间,阿珠表现异常,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此案才得以重审,阿珠被释放。”

经济学人:中国经济有多坚韧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可思议的低效,也缺乏应有的公平。但外界最大的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比如欧元崩溃,其经济增势就可能毁于一旦——这一点却站不住脚。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 该期关于“中国经济”的特别报道我们将全部译出,敬请期待。】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可观份量意味着它需要世界的关注。 从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中国工业产值、房地产建设以及电量增长大幅放缓,这影响了全球股市和商品价格的走势。5月,中国央行宣布放松货币政策,此举产生的影响不亚于美联储作出的决策。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他的呼吁可比欧洲国家领导人的类似言论更有份量。从未有哪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比中国更受广泛的关注了。

但就如本期特别报道所述,仔细观察可能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有许多正在偏离轨道。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可思议的低效,也缺乏应有的公平。但外界最大的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比如欧元崩溃,其经济增势就可能毁于一旦——这一点却站不住脚。眼下,中国经济要比抨击者们所担忧的要更坚韧。 但未来,这些巨大的困难将一一浮现。

不公平,但稳定

局外人常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效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典范,但并非完全如此。去年,机械、建筑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一多半的力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则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由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隐性财政补贴、受人为保护的市场和政策鼓励性贷款让这些国企获益匪浅。然而浪费的例子比比皆是,从中国北部草原上的”鬼城”和南部海滩上颓败的度假村可见一斑。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对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公平。利率受到控制,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少付利息来盘剥储蓄者,竞争壁垒让国有企业可以将产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专横的土地法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欺诈农民,它们通过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农地用于开发,且许多收益流向了官员的腰包。

这种任人唯亲和恣意挥霍的行为不免使评论家将中国和其他快速兴起的经济体做比较,那些经济体随后都经历了大幅度的衰退。最近用来对比的是1997-97金融危机前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四小龙”的高投资率暂时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当出口放缓、投资不振以及外资逃离之后,高投资率背后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一览无余。评论者指出,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甚至比当时的四小龙还要高,且国内银行以及放贷机构还在大肆放贷。在政府主导的一波”刺激性放贷”的作用下,2008年信贷额是当年GDP的1.22倍,2010年的信贷额攀升到了当年GDP的1.71倍 。

然而中国体制的极度不公正使得它具有罕见的弹性。 和”四小龙”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极少依赖海外借贷,其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对本国人民的压榨, 而非外国投资者,他们既靠不住又能随意撤资,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过,如今这一幕又正在欧元区重演。中国的储蓄额达到了GDP总量的51%,甚至高于其投资率。这些钱都存放在压制性的、由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实际上可以很好地用来应对债务拖欠及违约。

最明显的是,中国的银行资产流动性十分充足。它们 的存款额远远超过了贷款,且有五分之一的资金放在央行作为准备金 ,这使得银行更多空间应对呆坏账,可以在未来进行再支付,或者在更方便的时候还可以一笔勾销。此外,背后还有中央政府做后盾 。其正式债务只占到GDP总量的25%,即使地方政府债务是这一比例的两倍,中国仍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对任何一家资不抵债的银行实施资产重组。

对欧出口额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这一财政空间也给了政府再次进行经济刺激的余地。在西方遭受信贷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但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投资对象。比如它可以加倍投资乡村医疗保障体系。现在,每22000个中国人只有1名医生,如果中国老百姓知道他们有国家的养老照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多消费,少储蓄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时间在我这一边

与此同时,上述现状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帮助中国抵御未来几年冲击的种种巧合与不合理性,最终却会反过来阻碍中国发展。 随着人口的日趋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惊人的高储蓄率会开始下降。资本受控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低。中国的储户厌倦了存款低收益的储户正在寻求其他资金增值方式。其中一部分人正寻找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方法,这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不寻常的压力 。到今年4月,银行储蓄额年增长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学会更聪明地使用其资金。 比如降低一些利润丰厚但由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控制的产业的门槛,鼓励私人投资的介入。除此之外,在未来十年内还要建立更加规范的银行体系和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不要说未来10年内还需要进行各项政治和社会改革。

中国的改革者们任重道远,但所幸他们还有时间。悲观主义者把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日本作对比,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债权国。但不同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0%(根据市场汇率计算 )。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那个水平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是美国的5倍——前路漫漫。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

核心提示:5月28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陈希同亲述》一书,该书是中国知名学者姚监复与保外就医的陈希同在2010年至2012年间的谈话实录。以下是“德国之声”采访姚监复的报道。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一书封面】

“六四事件”23周年将至,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继2009年出版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赵紫阳录音《改革历程》、2010年《李鹏日记》被中共当局强令禁发后,正式推出《陈希同亲述 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陈希同讲述”六四真相”。

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皆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三个当事人口述作品有相互矛盾之处,也有部分相互佐证,本书作者、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中的姚监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综合、对比多部关于”六四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六四事件”渐渐接近和还原事实,公众渐渐厘清脉络和了解到底是谁”指挥”了北京戒严行动?

现年82岁的陈希同在”八九学运”期间担任北京市市长,曾被外界认为是”八九学运”主要的镇压者之一。 1998年,陈希同被中共当局以”贪污罪”判刑16年,2004年,陈希同获保外就医。在此期间,姚监复先后八次探望陈希同并与之对话,其后整理成书。

“我不是正指挥,我没有谎报军情”

赵紫阳的口述《改革历程》中曾披露,陈希同曾与李鹏、李锡铭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在虽未正式出版、但早已在网上全面公开的《李鹏日记》中,陈希同被指为北京戒严行动的正指挥,姚监复向德国之声透露,陈希同在与他交流时完全否定该说法:”他说,我到2010年我才知道我是正指挥,89年时李鹏为什么不告诉我?所以他有机会要见李鹏的话,得问他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所以在这个谈话录中,这是他主要更正的。”

在本书中,陈希同表示在”六四事件”中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外界曾普遍认为陈希同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过分强调学生运动的严重性和学运直指邓小平,导致邓小平作出对学生进行镇压的决定,继而导致”六四事件”。陈希同否认曾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和签发报告:”《六四真相》里面说,他在邓小平家开会,他坐在邓小平的背后,用四川话把别人的话用力重复,让邓小平能听见,他说我根本没去邓小平家开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陈希同身不由已,愿”承担责任”

姚监复也提及,1989年6月30日,在镇压学生运动后,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名义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再次将学运定性为动乱,该报告曾印发100万份,对此陈希同表示是奉中央之命而为:”他的解释是,中央让我做报告,我不能不做,我一个字也没参加讨论,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但是我承担责任。”

时至今日,对”六四事件”陈希同到底有怎样的认识?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依然无法摆脱执政者思维:”他觉得这是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竟然发生了,我也问他,你作为市长,你的市民无辜死掉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遗憾,不应该死这么多人,但是他的认识和我和更多人对六四的看法还是不一致的,就是认识高度和深度,不完全一样,所以我在这本记录中,按照他的愿意写出。”

“我不是贪污犯,我要上诉”

1995年,陈希同被指控犯有”巨额贪污”,本书中陈希同为自己辩护”不是贪污犯”,他也强调自己当时受到不公平审讯,是文革以来政层的最大冤案。姚监复表示:”他说我不是贪污犯,为什么判我十几年?他的悲剧可能是整个共产党制度下的社会的悲剧,他自己觉得我并没有得罪什么人,他向高法申诉了,要求重审,他觉得哪怕维持原判,也得有个回答,他对这个很不满意。”

德国之声向姚监复问及陈希同是否认为中共将其治罪是政治斗争?姚监复表示陈希同没有正面回答:”我在书中问他了,他没有回答,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网上说他告了江泽民的状,他也说没有告状,问题是另外有原因。有一个解释不知道能不能说得通,是张木生(德国之声注,张木生为税务杂志社社长、被称为中共高层智囊之一)说,邓小平南巡后到首钢时曾有个想法,让陈希同进常委当他的联络员,是不是这个犯忌了?”

“担忧陈希同口述遭当局报复”

姚监复说在采访陈希同时,看到有北京远郊的农民探望陈希同,亦感他是一个亲民的官员;陈希同也曾向他表示,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在考取北大后曾为学费担忧,随后在其执政后,推行在师范类高校公费政策;再到他面对自身处境的乐观,交织在一个带有”六四”镇压者标签的中共官员身上,在所有的对话中体现着人性的复苏和挣扎,他的身上也无法抹去执政者思维定式。

姚监复亦担忧本书出版后,他自己及陈希同遭当局报复,为此他强调,虽然两个在公开谈话纪录一事上,曾签有可以出版的君子协议,但陈希同因为申诉案迟迟没有结果,本不予目前出版。

“去年他和我说了,你不能在2011年出版,到2012年再说,我说君子协定已经到期了,他说再延长一下,因为两年前他就进行申诉,就是要求就贪污案进行审理,他想等有回答再说,我把我们以前的纪录给他看了,他同意公布,说这个纪录有用,总有一天要公布,但这次公布,是我和出版社商量的,没有经过他,我希望这次的公布不要给陈希同带来麻烦,我也希望不要给我带来麻烦。”姚监复坦承自己已近八十高龄,希望本书早日面世以待世人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