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 艾未未看奥运

核心提示:艾未未:“中国将人民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伦敦不一样。”


【2008年8月,北京,国家体育馆附近,支持西藏的示威结束之后,警察制止媒体拍摄。Dan Chung为《卫报》拍摄。】

奥运会已经高度的商品化了。他们声称这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古老竞技比赛,但今天奥运会最为明显的是它的商业方面。我已经看到,通过体育,城市和企业相互竞争(奥运)带来的经济利益。奥运会得益于各种的商业运营,这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理解的事件和世界。奥运会与人性可以通过运动而表现的理念不再相关。

在中国,奥运会从来担任的是一种宣传工具。中国利用其金牌的数量证实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其作为国家的力量。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相同的态度。但这种炫耀金牌数量,假借为国而战的荣耀,牺牲了许多人的生活。一个运动员,牺牲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去满足这种虚荣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我不相信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我这么说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它没有包括自己的人民。举办奥运会甚至没有考虑到奥运会所带来的欢乐。国家和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许多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未能采取自己的立场。后来,国家收紧了对奥运会的控制;中国变成一个遍地警察的国家。”友好,公平竞争,荣耀,荣誉和和平”的奥运口号成了一句空话。

我记忆中的北京奥运会并没有改变。它是一个虚假的笑容,一个精心的变装舞会,唯一的一个意图就是赞美自己的国家。从开幕到闭幕式,从火炬接力到获得金牌后的欢呼——这些都显示出力量,和一个极权政权的绝望。通过专制政权,国家可以拥有许多东西,但它不能给他的人民带来快乐和幸福。

我所理解的北京国家体育场是一个建筑工程。我接受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邀请进行了合作设计,我们的提案最后赢得了竞标的胜利。从开始到结束,我都在做这个项目。我致力于培养一个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我也热衷于在大型活动中鼓励参与和交流,这是对人类有意义的活动。

我没有后悔我在奥运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体育场是一个质量和设计优秀的作品。我只是退出充满虚假宣传的演出。我不同意这一做法,并且不想把它和我的名字扯上关系。北京的开幕式与中国人民无关;甚至有武警部队在舞台上跳舞。这是一个极权社会的幻想。这是一个噩梦。

公开宣布我将不会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典礼,我成了一个少数派,一个另类的声音。对于媒体,我已经成为一个批评中国式的象征性人物。依照政府看来,我是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只是在许多人都热衷的时刻表达了我个人的意见。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时刻。我的观点挑战了他们自己的游戏。我说了什么?不过只是我不喜欢政府宣传。我不觉得有义务去赞成它。

我不看电视,没有看上一次的奥运会,这次的奥运会我也不是很有兴趣看。我对与普通人情绪和奋斗无关的活动没有兴趣。我喜欢看任何形式的竞赛——但必须公平进行,严格执行既定的规则。任何不能展示公平、恪守一套公开承认规则的竞赛是在侵害公民社会,也与人类,社会和法律权利的原则冲突。

我去过伦敦两三次。我对这个城市印象很好。它拥有很强的、自然延续的传统。同时,人们享受着生活,城市也充满了人文气息。我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蛇形画廊设计了今年的夏季展馆,这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经验。从反响来看,我认为伦敦人对于艺术和建筑有着很高的领悟能力。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机构,一个承办高品质当代艺术和活动的旗手。

我很有兴趣看看2012伦敦奥运会,但我不能自由的旅行。如果我有自由旅行的权力,我想看看人们对奥运的反响是什么,以及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中的成员是如何参与奥运会的。我不知道伦敦会如何应对,但我相信它会比北京更放松。在伦敦,人们将能够参与并且为比赛庆祝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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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薄谷开来”案件的三大看点

核心提示:何清涟为BBC中文网撰文,分析薄谷事件的三大看点:薄熙来涉案有多深?家属与权力是否可以切割?外逃资金如何追讨?


 【薄谷能否成功切割?】

在中国出现悬挂“誓死保卫十八大”的横幅标语之时,官方宣布“薄谷开来”案将于近日开审。此举无疑表明中南海高层想尽快了结此案,胡锦涛想借此告诉那些明里暗里的政治对手:薄谷开来一案是刑事案,最多只株连到那个“薄”;政治对手们虽然也早在5月初京西宾馆会议胡的讲话中明瞭这一点,但恐夜长梦多,希望尽快结案。

这次审判薄谷开来案件,有几个看点:

看点之一:谷开来案件与薄有涉,但这涉及有多深?

最让薄熙来政治对手痛快的当然是“杀人共谋”,这样也就断了“薄熙来归来”之路。但现在看来以此罪加于薄身有点困难,因此特意在谷开来前冠上“薄”姓,表示薄谷二人关系,薄督最高可能是事后知情包庇之罪,最低也需要负家主御妻不严之责。

如果要将中共此事上的恶劣政治影响降至最低,负家主之责也许最为合适。这样可以用“不知情”将薄谷二人切割,政治上的回旋余地稍大。这种切割是否可行?在别国也许不行,但在中国却行得通,当年在处理毛泽东与江青之事时,江青成了毛后时代中共清洗“文革”罪恶的污水桶,是最大的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毛虽然是中国头号反革命家属,但照样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连家主之御妻不严之责都无需承担。

问题是:那些威胁十八大、迫使全党全军要“誓死保卫十八大”的势力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这个结果。尽管最高当局刻意将薄谷开来刑事犯罪案件当作孤立事件,但本案的“政治特色”却是浃骨沦肌,无法去除。不管是什么结果,本案既关系到薄氏家族的政治运道,也关系到十八大的暗盘斗争。对薄谷开来如何定罪,甚至关系到现任领导人家属经商致富的同类行为如何定性。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比较在意,从中共建政以来,只有“文革“时期红卫兵曾亮出“誓死保卫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只是昙花一现,但从未有过“誓死保卫”某届党中央全会,即使是毛泽东在“九大”上要与副统帅林彪决战,也未说过“誓死保卫九大”。所以,是什么可怕的势力在威胁十八大?还真是让外界颇费心思琢磨。

看点之二:当局如何将高官家属利用权力的谋利行为与高官切割。

自改革以来,中国官商结合当中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政治家族中的“一家两制”。高官家属并非人人都是善贾之人,但其家主拥有的权力却是可以用来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在中国,由于中国是半市场化、半行政权力干预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市场化,一端是权力,另一端是市场。“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只有将权力与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才能迅速致富。这种结合,最好的办法是一家两制,即家主在官场,妻儿兄弟在商海,这种血缘、亲缘的羁绊比之朋友、同乡、同学、知心朋友更可靠。凭心而论,中国高官家庭基本是这种“一家两制”模式。近年来,英国的《金融时报》、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大媒体对红色家族经商之事有不少指名道姓、事实清楚的报道。为了让我的同胞相信,我这里引用《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 年第4期的报道“中国新富家族”,该文公开承认红色富豪为中国新富人主体。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没有权力的支撑,何来“红色家族”之说?

这种切割在民主国家不大容易做到,因为那些国家有自由媒体,众口汹汹。但在中国,因为党管着媒体,所有就有切割这一可能。有以下几种已经用过的方法可供参考,一是如同一些热爱温相的网友所说,温夫人张培莉及其公子温云松经商的事情,是下面的人为了讨好温相而促成的,温相本人并不知情。最近王储习近平姐姐姐夫家产被美国彭博社曝光后,习储也得到同样谅解,一些人说其姐家庭经商的事情与习近平无关,另外一些人干脆说是彭博社造谣。二是象李鹏前总理的女公子、著名的“公主CEO”李小琳那样,公开声称她的成长是靠自己努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辛苦上升,最后才达到现在的地位,她的名言是“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如果谷开来肩膀硬一点,完全可以说是她擅自打着薄督的招牌在外招摇撞骗,其夫并不知情,结果是薄督只需要负失察及约束不严的家主之责。

看点之三:薄谷开来“经手转出去的60亿”如何追回

在所有问题中,这才是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多数高官家庭在海外均有数额不等的存款。众多报道中提到的“薄谷开来转出海外的60亿美元巨额资产”在审判后必然面临被追回的问题。阿拉伯之春从2011年1月开始,2011年2月1日正逢瑞士《独裁者资产法》(2010年10月通过)生效,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这些独裁者的资产,因此不幸被冻结并在若干年内返还给他们曾统治过的国家。

不过,薄谷开来的钱如果存放在瑞士,可免被追回之虞。据我获悉的可靠消息(来源保密),瑞士认为中国不是个独裁国家,是集体领导制,政治局九常委都不是独裁者。身为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当然更不是独裁者,因此可免予追回。但美欧银行建有“公众人物数据库”,对中国政治局一级高官的财产可能早就登记在册。不过,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向外转移资产,存放方式花样百出,美欧银行即便算无遗策,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它们如何对待北京追回非独裁者财产的要求,以前并无先例,这次处理薄谷开来的财产,对国内高官们来说,倒是一次难得的观摩学习机会。

当然,因为北京至今未正式宣布薄谷开来通过英法友人转出去多少资产,外媒通过内部人放风得到的转出600亿美元之说,还有可能缩水成6亿甚至600万。毕竟,九常委都同在宦海浮沉,有些事情还得考虑同朝官员的共同利益。只是谋杀外国人这事稀罕,也许是薄谷开来的独家产品,犯不着为她护短了。

一件将中国政坛搅得风云变色,让国际媒体写了千言万语、甚至威胁到十八大的政治事件,最后如果成了一件某同志对其妻违法犯罪行为失察的违纪问题,不知该如何载入中共那辉煌的党史?

《纽约时报》“上街去抗议”

核心提示: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微博、QQ和在线论坛的方式,能够很快聚集和爆发新的基层力量,启东的环保抗议似乎又证实了这一点。


【启东的环保抗议再现街头对峙】

7月21日(周六)位于中国上海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启东,上千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批准的一个废水排放项目将污染他们居住的海港,破坏他们的生活。他们冲进市政府大楼、翻倒警车并与防爆警察发生冲撞。然后,启东市政府在当天很快宣布取消这个废水处理项目——人民的力量获胜。

《纽约时报》报导,尽管中国各地每年发生上万起民众抗议活动,但大多规模小、影响力弱,而且很快被政府压制下去。但事关环境污染的抗议活动则规模大、频率高、态势猛、影响力强,比如大连抗议石化厂项目、左潭反征地游行和本月初发生在甚邡的抗议冶金厂项目。上周发生在北京的暴雨灾害和政府对赈灾的拖延和无力让北京市民在网上的怒骂声高涨。

网络力量巨大 中国民众快速有序的组织起来走上街头

绿色和平组织东亚网站编辑Monica Tan在外交家博客上写到:“这些抗议活动反映出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微博、QQ和在线论坛的方式,能够很快聚集和爆发新的基层力量。这些自发抗议者在非正式的运作下,被组织的快速有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工会或政治团体的那种正式的活动组织形式。”

Tan说,我们甚至在中国人“上街去抗议”的发展中看到了中东“阿拉伯之春”——在民众的声音无法通过法律渠道或其它正常方式得以表达时,人们采取上街去抗议和游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高级研究员Elizabeth Economy说:“现在的中国到处都能听到市民在网络发出的声音和在街道上表示出的抗议。”她说:“李源潮,这位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被猜测将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最近在中共会议上说,政府应该‘听取和尊重人民的意愿’。这样的说辞经常能从中共领导人那里听到,但很显然没有一点效果”。

中共无视民众声音 一再压制和静音

一位中国微博客对发生在什邡的流血抗议评论说:“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无视民众的忍耐,现在是我们该独立行动的时候了。”抗议当天,《纽约时报》记者在游行集会地点发来报导——警察在现场警告,任何人通过互联网、手机或短信传播关于这次抗议的消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面对中国已有5亿多网民的事实,中国政府和中共宣传人还是对人民发出的声音不断惯用“老一套”做法——抵赖、安抚、高压、迷惑和过滤消息。对于网络时代的社会危机,中共还在利用手中的钝器不断进行打击。

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通过网络图片、视频和微博信息看到大量民众走出街头而且感觉到这种力量带来的效果在不断扩大时,中共领导集团,特别在今年秋天他们在举行18大之前,对民众的群体行为可能会更加关注。

共产党官员是一群秘密的、富有的、特权的和无所作为的阶级

55年前,南斯拉夫异见人士米洛万‧吉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中曾大胆的写道,共产党官员是一群秘密的、富有的、特权的和无所作为的阶级,而这正是当前让很多中国人对中共愤恨的地方。

北京的一位大学生,张悦然(音译)近日在网络上对中国的现象发表了很有深度的见解,她说每当中国政府面对社会事件或危机时,公众就开始猜测,网上的各种消息频现,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她举例说,政府对近期发生在天津一个商厦火灾做出的反应——政府官员在医院躲避记者有关伤者情况的采访和律师只能在得到官方批准后才能接受采访,这一系列举动再一次激起民众对事件的猜测和网上的各种言论,人们认为“政府在掩盖事件真相,而事实情况很糟”。

中共对信息的过滤是一项大规模、有组织、具有军事精准化的工程

哈佛大学政治教授Gary King在对政府过滤信息的分析报告中说:“人们通常认为,反对政府的言论和网文没有必要被过滤掉。”但根据他们对中国政府过滤网络信息的监测显示“凡是对政府领导人、政策和国家有负面的、批评的甚至讽刺性的言论,一律遭到中国政府的过滤。政府甚至对代表和聚集社会力量的意见,无论其是否有道理,一律给予消音。凡是可能聚集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言辞,甚至有利于其政府的言辞,也被迅速过滤掉。”

King对中国政府删除不受政府欢迎的网文和贴子的速度之快感到震惊。他说:“巨量的信息在24小时之内就被过滤掉,只有为数不多的不受欢迎的信息在5天后被过滤掉。这是一项令人吃惊的有组织才能完成的工程,要求具有大规模、军事化的精准性。”

译者访谈系列:辛亥百年 对话张鸣、雪珥(四)

核心提示:“译者访谈”是我们推出的系列音频采访。所有音频可以通过wuala上的链接免费下载(陆续更新中),有苹果设备的可以先连接VPN,然后在iTunes上用“译者”搜索即可订阅下载。


【“译者访谈”系列节目的片花和节选就是“中国声音”集锦】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这里下载收听(下)

In 1911, when the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Wuhan, it was really a high time for something terminal to happen to the Qing.

Jonathan Fenby on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That was an important ti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of all, it was the end of an empire which exist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that itself is an enormous event; secondly, the intial period of the nationalistic victories in the late 1920s certainly did represent a time when China wanted to modernize, it wanted to modernize the economy, and lots of plans were laid for that. The trouble was the internal unrest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s put an end to that; it is also important in that if it did not have this period, like China was drawing its breath, waiting for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next. Maybe we will not have the 1949 take-over by the communists. If, if, and it’s a big “if”, China had not gone through all the unrest that it did in the 1920s and 30s, and the invasion lasting through the 1945,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ountry would have launched onto a modernization path, such as we have seen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at’s the great what-ifs of history that historians will be argu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But I think for these reasons, 1911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uyi, the infant empiror in Feburary in 1912 were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s of world history which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which are important also because they form the backdrop of context within which China has evolved since 1949.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would say if Jiang Jie Shek were to be reborn and was living in Shanghai literally today, he would go to the river side bond and look out all the glimming tower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say that’s what we were all about in 1911-1912. They were not able to do it then, but China is doing it today.

YZ: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谈辛亥革命的意义,他提到了历史学家们一个巨大的假设,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民国初建……沿着这条道路,中国是否会走向全面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腾飞,而且是政治上的宪政、共和和法治,中国是否失去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它又是如何失去的?

译者访谈第七期下半部分,我们和张鸣、雪珥继续探讨,辛亥百年,得与失。

YZ:刚才张鸣老师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民族矛盾。不光是皇权,现在更重要的是,民智一开以后,民众的自我意识首先是你是哪个族的。这个在100年前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国家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国仇家恨合到一块儿让汉人不可能再辅佐清廷了。

XE:实际上这还是牵涉到一个权威资源的问题。满人的统治确实如张老师所说,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他的合法性很低,权威资源也不是很充沛,它是典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非常典型的用“枪杆子”把四万万中国人控制起来。但是到了辛亥前的阶段,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满汉矛盾,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当时,革命党利用民族情绪来进行革命动员,试图获取更多资源的一种手段。

YZ:但是它还是能够利用这一点啊。比如说现在大陆和台湾,你想利用民族情绪这个很困难。革命党能利用就说明这的确是当时的普通人是容易附和的一个心态,就象我们今天说”反日“一样,很容易就召集起很多人来。

XE:实际上我是不赞同把满汉冲突当成民族矛盾,当然满汉冲突是有,而且在1911年前后还比较激烈,但我认为满汉冲突严格来说不是民族矛盾,满族,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旗人,里面有满人,也有汉人,所谓的“满汉不通婚”严格来说应该是“旗汉不通婚”。旗人中也有汉人,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民族上的、血统上的划分,而是一种阶级划分。我认为它是一种阶级划分。汉人可以通过“抬旗”进入统治阶级,只要进入旗人之后,在旗人自己内部无论是满还是汉都可以通婚。满汉的区分,还包括当时设立的一些隔离政策,倾斜性的政策,这不是民族歧视,我认为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阶级歧视。就好比你获得了工人身份,你本来是农民,不能吃商品粮,因为我给你“抬旗”了,就成了旗人,你就可以吃商品粮,就成了工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用满汉矛盾号召大家起来革命,这一点不是革命党首创的,这在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日本人但凡占领一地,军队贴出来的布告就是说,我们是来“驱除鞑虏”的,我们是把中国人从鞑虏中解放出来,恢复到“三王”的时候,恢复到尧舜禹的年代。在这种动员之下当时的英国人甚至都注意到,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发报告说,说日本人的宣传有效到连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都为日本人在东北取得的胜利而高兴,因为”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得到解放了“。辛亥前后用满汉矛盾,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来作为革命口号,我们不能单独看字面上的东西,应该要再往前至少推十多年,来看在那个年代之下这个已经就成为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的一个比较有力的武器。

(未完待续)

华尔街日报:中国求职者“脸蛋”的重要性

核心提示:对中国用人单位而言,一张照片的作用能抵得上一份千字简历。


【图:在招聘大会上】

对中国用人单位而言,一张照片的作用能抵得上一份千字简历。全球人力资源咨询企业SHL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招聘团队新成员时,近半数中国雇主喜欢到网上查看潜在应聘者的照片。相比之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26%的受访者表示会这么做。

众所周知,中国的招聘广告毫不掩饰对应聘者的要求,有时还详细列出包括身高、体重、性别甚至星座在内的择优录取标准。“必须是白人”,深圳某招聘英语教师的广告写道,“年龄18岁至35岁。”另一则具有典型性的广告声称,“女性应聘者身高应在1.58米或以上,男性不低于1.65米。”

如此看来,中国许多用人单位热衷登录社交网站查看应聘者的照片,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SHL公司香港常务董事斯图亚特·海德里表示,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你肯定会想,用某个人的照片来预测未来的成功,这种做法能行得通吗?”

无论是否有效,此前的调查已发现,中国带有歧视性的招聘广告比比皆是。该国最热门的一家招聘网站上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10%的招聘广告对应聘者的性别做出明确要求。在招聘女性雇员的广告中,37%的用人单位还露骨地表示要招聘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年龄也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近1/4招聘广告列出了年龄限制条件。

据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和厦门大学的教授研究,与中国民营或国有企业相比,采取这种做法的外国独资企业相对较少。SHL公司的调查发现,中国用人单位查看应聘者网上照片的热情,要远高于其外国同行。48%的中国用人单位查询应聘者的照片,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21%,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10%和9%。

时代:中共为何总要模糊死亡人数?

核心提示:中共死亡数字造假靠的是几十年的精心演练的宣传机器。“为什么总是要玩统计数字的游戏?”


【图:北京洪水之后】

中共当局对于大大小小的非自然死亡人数进行掩盖和篡改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不论是大规模的灾难比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那样死亡87000人的,或者相对较小规模比如天津商场起火,官方说死亡10人的。不论是萨斯传播,还是温州动车相撞事故,都是如此。在中国,灾难总是被掩盖,人们对死亡数字总是怀着深深的疑虑。《时代》杂志报导7月26日说,中共死亡数字造假是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精心演练的机器。”为什么我们总是玩统计数字的游戏?”

文章说,在周四晚上,政府宣布北京周末洪水当中有77人死亡,并列举了61名平民和5名官员的名字。这是在人们广泛质疑早先的死亡数字37人之后公布的。”为什么我们总是玩统计数字的游戏?”小说家徐凯真在新浪微博中写道。”宣布正确的死亡数字是负责任和有道德的表现。”

甚至是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也呼吁更大的开放。周四它的社论题目是”死亡数字不是敏感话题”,哀叹公民仍然在质疑官方数字。文章说,”只有当你拥有’开放’和’及时’,更快速的救援和更好的信息质量的时候,你才能把人民放在首位并对死亡数字’去敏感化’。”

北京政府誓言对于数字要更加开放。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潘安军列举了几个统计,从房市地区降雨量541毫米到损失18亿美元到160万居民受到影响。但是他就是不提供新的死亡数据。根据《长江日报》报导,CCTV记者说她看到官员的讲话稿,上面列出死亡数字是61个,但是发言人拒绝回答她的问题。

《长江日报》的故事之后被从网站上删掉。在微博上,网民们抱怨洪水有关的发帖统统失踪。周四晚上,新浪微博的搜索功能似乎瘫痪了,用户只能搜索帐号而不能搜索内容。最显着的是,本周南方周末至少四个版面的洪水报导被审查员封杀。

“共产党国家过滤任何非自然死亡报导”

有关灾难和死亡数字的敏感性自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存在了。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迪克特(FrankDikotter)说。”共产党国家过滤任何非自然死亡报导–自杀,事故,饥荒–因为那些体现了政权整体上的健康状况。”迪克特着有”毛泽东的大饥荒”,这本书检视了1958-62年间大跃进的饥荒饿死4500万人。”当涉及非自然死亡的时候,比如洪水和地震,这些数字都极度敏感因此也不可靠。”

文章说,篡改数字的经历已经让许多中国人对官方统计心存疑虑。特别是当涉及到人命的时候。在萨斯爆发期间,大陆中共官员迟迟不肯告诉外界这一神秘的疾病,因此加速了全球的传播。当病例出现在北京的时候,政府说他们处于控制之下,即使疾病正在迅速蔓延到各家医院。直到一名医生大声踢爆,外界才知道病例数目是政府宣称的好几倍.

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对于死亡人数没有太多争论。但是学校里儿童死亡人数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政府长期以来拒绝透露数字,艺术家艾未未帮助组织编纂了5196个死亡儿童的名单。2008年五一二地震发生将近一年之后,政府发布官方统计5335名学生死亡。如果不是自愿者的压力,官方不太可能这么做。但是他们的努力付出沉重代价。编纂死亡人数名单的谭作人被判刑五年。艾未未被警察殴打头部,后来不得不做了颅脑手术并发现脑出血。

同样的,天安门母亲也编纂了大屠杀当中的203名受害人名单。但是这个组织遭到当局骚扰和被拘禁。五月份,其中一名成员,73岁的轧伟林自杀,他说对于儿子的死无法获得昭雪而感到绝望。”这些组织试图统计地震当中失踪儿童的数字或者天安门屠杀当中死亡的数字,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得到的是审查和监禁。很难找到这些信息。他们如此敏感。”迪克特说。

志愿者们发动对死亡人数的调查

作为对北京洪水的回应,志愿者们自己发动对死亡人数的调查。网上贴出的一份电子表格列举了26个死亡者名字和两个失踪者名字。”官员热衷于发布多少房屋损害的数字,但是人们要问,’如果你如此迅速的讲出多少动物死亡,那人呢?'”芝加哥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

中共死亡数字造假几十年精心演练的机器

迪克特说从规模上说,最近的灾难无法跟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相比。但是尽管誓言开放,官员收紧信息控制的本能还保持着。”这是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精心演练的机器。”他说。”它不由自主的就是要控制信息。这是它的默认模式。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是那么令人震惊的信息,它还是要那么做。就像你早上起来要刷牙一样。”

维基解密:胡锦涛“放生”江泽民两公子

核心提示: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2006年12月14日发往美国华府的密电披露:数名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卷入了陈良宇丑闻,但未受处罚。


【图:维基泄密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高层人事的消息,由不同的线人提供。】

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垮台,妻子谷开来被以谋杀罪起诉,引发北京二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十五大前中箭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十七大前落马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曾造成中共政坛大地震,但均不及现在的薄熙来案。受“社保基金挪用案”和“秦裕案”牵连,陈良宇被立案调查,并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刑18年落幕。

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2006年12月14日发往美国华府的密电披露:数名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女也卷入了陈良宇丑闻,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除了陈良宇的儿子,其他人都不大可能面临起诉。

电报中说,上海交大公共事务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炜(Hu Wei音译)表示,几名最高层领导人的家属涉入了令陈良宇下台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他指出: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是与该丑闻有关的房地产交易的一名受益人。他也指出: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女儿黄凡(Huang Fan音译)也卷入其中,而黄菊与陈良宇一直关系密切。

上海市人大的研究员周梅雁(Zhou Meiyan音译)指出: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也通过陈良宇的儿子陈伟力涉入了此案。

胡炜解释说,胡锦涛不会通过陈良宇丑闻对江泽民的两个儿子动手,因为对党的“尊敬的”领导人的家人动手,会威胁到党的合法性(“尊敬的”领导人是指还没有失去党籍或被起诉的、现任或已退休的政治局委员)。他指出,不过,如果高层领导人被赶下台,他们的家人便不在受保护之列。

周梅雁指出陈伟力遭到执法人员的通缉,但他成功地在他们的指缝中熘走了,可能已逃到国外。她说,高层领导人家属通常都有多本小国护照,例如冰岛,当他们家出事时,这可以让他们在相对不易察觉的情况下逃脱。

周表示,厅级或厅级以上的上海市领导人想跑就更加困难,因为他们要上交其私人护照供“保管”,而所有局级和局级以上的领导因私出国,需要上海市组织部的批准。尽管这些限制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之前就有,但陈良宇被捕后加强了限制。

参考文献:

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一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2006年12月14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电报代号06SHANGHAI7129,保密等级:机密(CONFIDENTIAL), 电报标题:上海领导层更新(SHANGHAI LEADERSHIP 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