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三十五)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我们同时征集提给本书作者麦克法夸尔的问题,在本月连载结束后我们将有机会将大家的问题直接向他提出。


【本书原版封面】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

如果毛曾以为“首都三司”的领导人终究会驯服于他自己的意志,那么他很快将大吃一惊。红卫兵自以为是“天生的造反派”,尽管周恩来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很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经常单独行动,并不总和毛所设想的路线保持一致,他们的纪律性还有待大大提高。

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这种关系界定为摩擦。

要说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有什么不同,前者更渴望在文革中留下自己的烙印。11 月 9 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色造反团”写信给周恩来,在深入挖掘该校党史的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和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其实是“叛徒”。“他们有数百人,或上千人”,他们坚持说,是一个“根子很深,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的“庞大的叛徒集团”,“红色造反团”在这封信中建议党中央立即“搞这个问题”,并准许他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起初,中央对于是否使用红卫兵举棋不定,但是后来还是让天津的红卫兵们——特别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不断地协助调查。

中共中央是如何与“革命群众”开展的所谓独立的、“非官方”的调查进行互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两者确有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反对让像那些属于“首都三司”组织的成员为它执行某些棘手的任务,特别是在某些场合,它可能不想承认自己的介入。正如上述信件所示,容易上当受骗的大学生们渴望证明自己的革命价值,他们通常非常乐意为中央鞍前马后地跑腿,以示自己对文革事业的忠诚。

例如,北京两所大学和一个研究所的年轻人参与的调查刘少奇是否在 1928 年在天津背叛了中共组织的一个案子的卷宗堆积如山。学生们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在同几位 1930 年代与刘少奇共事过、但在工作中有过分歧的原中共北方局老干部的谈话中,发现了问题所在,着手进行最初带有业余性的调查。

1967 年春天,学生们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纳,他们得知中央准备帮助他们进行调查,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几条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泄露中央的介入:“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说是中央办公厅派你们来的,只能说你们是某个群众组织派来的。如果你们遇到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第二条原则同样重要,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们都不能“调查你们不该知道的事情”。

当然,最后是这第二条原则给学生们带来了麻烦。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去制造他们以为会让中央办公厅的联系人感到满意的结果,甚至出格到对一位退休老工人进行“充满敌意的审问”,试图迫使他说出“正确的”答案,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接到通知要停止工作,忘掉整个事件。在这段空歇期内,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 1928 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当局得知风声后,不但不感谢他们在刘少奇一事中的工作,反而指控他们以调查为借口,往“恩来同志”身上泼脏水。最后,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对文革的贡献被授予一官半职,或者至少在毕业后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相反,他们被发配到中国遥远的角落从事可怜的工作,被打成了“五一六阴谋”(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论及)的嫌疑犯。

在 10 月份,周恩来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反复劝导红卫兵不要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收效甚微,简直就是无效。红卫兵们引用了毛在 1957 年的名言“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最早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他们 10 月 21 日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政机关的“造反派”不甘落后。刘、邓 10 月 2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后不到 24 个小时,中央组织部某一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大约 100 人在第一份点名攻击中共总书记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它的标题是“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显然有意在呼应北大的大字报:其内容是中共“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了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邓应该为此负责;此外,邓还反对组织中共干部学习毛的著作,在大跃进的灾难后推动个体农业的发展。这一大字报还首次向全世界完整披露了邓在 1962 年说过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此时,陶铸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是负责高等教育和组织事务,他告诉这一大字报的作者们:“你们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为主要目标是错误的。”但这毫无用处。邓的一个女儿与其姐姐们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和办公地点,她后来回忆道:“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

(未完待续)

纽约时报:金正恩时代北韩人生活贫困依旧

核心提示:四名北韩人在中国丹东接受采访,他们表示金正恩上台以来,自己的生活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图:正在耕作的北韩农夫,预计今年粮食仍会歉收。】

中国丹东——自称姓金(Kim)的这名52岁的猪农每周都要到北韩首都平壤购物,她试图忽略近年开始转变这座城市面貌的繁荣迹象:新建的公寓街区、在以往空旷的街道上飞驰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es)汽车、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引人注目地用新买的手机聊天。她从未去过新建的绫罗人民游乐园(Rungna People’s Pleasure Ground),今年夏天,精英阶层的孩子们在那里欢快地尖叫着滑下滑水道。

“我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为什么要去关心政府官员和他们孩子的新衣服呢?”她尖刻地反问,一边痛苦地搓着手,一边谈到长期困扰她及周围人生活的营养不良状况。这种状况已经使她的两个儿子病弱并夺去了家境不如自己的邻居的生命。

金正恩(Kim Jong-un)在其专制的父亲去世后,接管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已有10个月,在此期间到过北韩的外交人员、援助团体和学者称,北韩(或者至少是该国首都)出现了更多正常运转社会的迹象。

但是,四名经政府批准在中国丹东逗留的北韩人本月在难得的采访中表示,自去年12月年轻的领导人掌权以来,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任何改善。一些活动人士和分析人士称,他们对这样的情绪也有所耳闻。这些北韩人称,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尽管金正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诱人宣告使外界期待,这个核武国家可能会减轻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的对军事装备的迷恋,转而尝试中国式的市场改革。

食品价格飙升,原因是旱灾以及4月份北韩悍然发射导弹导致美国不再提供新的粮食援助。发展组织也谴责(北韩的)投机者囤积粮食,预期政府将出台改革措施。自今年夏初以来,大米价格已经翻倍,同时长期缺乏燃料、电力和原材料继续迫使大多数工厂停产,数百万人失业。

“人们曾希望,金正恩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很失望,”一位自称姓朴(Park)的50岁女士称,她和金女士一样,因为害怕回家后遭到报复而只透露自己的姓氏。

朴女士来自某个大城市,而且是执政的劳动党党员。她称,为了养家糊口,她在一个街市档位上卖玉米面糕,她抱怨生意冷清,还有饥饿的孩子从一块保护的盖布下面偷她的食品。她说,今年已不止一次从那些虚弱得甚至无力偷窃的人身边走过。

“如果我有食物的话,肯定会分给他们一些,”她一边说,一边愧疚地把视线转开。

在最近几个月里变得明朗的是,金正恩有意采取新的领导方式——允许更多女士穿着西式服装(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矫揉造作),他还打破传统,公开承认之前大肆炒作的火箭发射失败。而不那么明朗的是,在经济改革方面,除了他据报道已经迈出的小步以外,他会否采取更大举措?

这些改革包括一个试点项目,据脱北者团体称,该项目在今年春季推行,意在让农民保留30%的收成。另据报道,北韩政府已经启动一项“客工”计划,让数千人有机会在丹东及周围地区挣得外汇。丹东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其烧烤店的霓虹灯招牌仿佛在逗弄鸭绿江对岸饥饿的北韩人。

然而,从对四位北韩人的采访看,人们并不乐观。他们称,瘦弱的乞丐盘踞在火车站,而人脉畅通的商人依靠与中国的贸易继续发财,政府官员则靠征收罚款和受贿过着滋润的生活。

他们都很担心自己讲这些话;对于向记者或基督教传教士讲话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劳教,这些人在出发前的两天集训期间已经被这样警告过。“如果政府发现我在看《圣经》,我就死定了,”一个女士称。

金正恩上台后加强了朝中边境的警戒,这意味着北韩人偷渡到中国的难度比前几年大得多了;帮助北韩难民通过地下渠道投奔韩国的活动人士称,由于中国警察抓捕,加上为偷渡者带路的北韩走私者受到打击,试图逃离者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

尽管生活距离贫困不远,还要害怕北韩无处不在的安全机器,但能够到丹东来的北韩人还算是有点特权的:他们都持有两个月的签证到这里探访亲戚——北韩政府借此收取高额费用,得到其急需的外汇。这些人都称,他们在签证到期后逾期居留,希望能够在中国工厂或者啤酒厂赚点钱养家糊口,并偿还为办理官方手续而从黑市获得的贷款。

几乎没有信息从北韩这个控制严密的警察国家流出,有鉴于此,这些人在一个基督教团体租借的安全房所作的描述,让外界得以窥见金正恩统治下北韩人的生活。金氏家族统治这个国家已有几十年。

虽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接受采访的北韩人比其他人更加对北韩不抱幻想,因为他们与基督徒来往,而后者通常严厉批评这个共产党国家,但他们分开进行的描述基本上相互吻合,也与最近去过北韩的外国援助人员和学者的说法基本吻合。

国际危机组织的北韩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Daniel Pinkston)称,关于改革的很多说法都来源于金正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宣言,以及他在公众场合比不苟言笑的父亲金正日更加和蔼的形象。金正日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曾在20世纪90年代给北韩带来饥荒,夺走了多达200万人的生命。

“人们迅速得出有关改革的肯定结论,但这种转变不会在一天内发生,”曾在夏天访问北韩的平克斯顿称。“另一方面,垄断某些行业的少数特权人士正像强盗一样敛财。”

两天采访期间,这些北韩人难以掩饰他们对北韩近几年不平等加剧的反感,并意识到这个国家倡导自力更生的所谓“主体思想”只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他们的鲜明态度让人印象深刻。尽管此类情绪似乎受到至少一些外部信息渐渐渗入的影响,但北韩人的幻灭情绪在今年春天加剧,原因是政府承诺将从4月开启的“强盛大国”时代并未来临。而北韩政府罕见地承认火箭发射失败,似乎巩固了这种不满情绪。

“我们曾被告知,在2012年连狗都能吃上年糕,”猪农金女士称。在被问及她是否认为还有人相信北韩残酷推行的斯大林式一党体制时,她摇着头说“没有人”。

她和其他人都提出,信息真空的情况有所缓解,原因是手机的普及(虽然获准拥有的电话不能打到国外),以及很多人冒着入狱的危险偷偷观看走私进来的韩国电视剧。来自平壤以北城市顺川一名58岁的退休卡车司机称,他们全家锁上门,遮住窗户观看DVD,领略到韩国商品充足的超市和亮丽的商场。

“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样干净、亮丽的生活,”他说道,还补充称,在他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政府把韩国描绘得比北韩还要贫穷的宣传了。

尽管他和另外几个北韩人没有愚蠢到在国内公开质疑领导人的地步,但他们对前任领导人在去年12月份死亡的个人反应颇能说明问题。金女士称,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就本能地买了一束白花,跑到当地政府办公楼,加入在亲爱的领袖遗像前痛哭的人群。金女士承认她的眼泪并非发自内心。

她在家里并没有时间去想政治。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割草,回来喂猪。她的另一个职业是用橡子和玉米棒秘密酿酒,然后卖给批发商。

但是这两项营生仍难以给她的丈夫和儿子们带来温饱。全家人靠青菜、玉米粥,以及偶尔吃上的土豆或者萝卜勉强维生。食物短缺已成为普遍问题,以至于她的一个儿子因病不得不从部队退役回家。(家乡的医生称他是被饿病的。)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靠非法偷渡到中国来逃避饥饿的做法似乎更加不可行了。韩国官员称,2012年前六个月经由中国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人数已经降到751人,同比减少了42%。

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逃难者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赚够足够的钱抵达韩国,但维权人士称,边境已变得越来越难穿越。

根据位于韩国、但在北韩有联络人的开放朝鲜电台(Open Radio for North Korea)报道,北韩政府最近在边境架起绵延数公里的带电栅栏,还增派了多达2万边防人员。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也开始在与北韩接壤的三个省份对居住在那里的脱北者展开抓捕行动。维权人士称,被抓到的人被送回北韩,通常面临监禁。

首尔的活动组织“自由朝鲜古拉格”(Free NK Gulag)主席金泰镇(Kim Tae-jin,音译)称,居住在韩国的脱北者现在几乎找不到“逃离中介”,花高价让仍在北韩的亲戚投奔自由。“以前,这些中介在边境附近到处都是,但我想现在他们多数都被抓了,”金称,他自己也是一个脱北者。

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到丹东后,震惊于自己的所见:街道上拥堵的汽车、热水淋浴,还能畅所欲言。但最令他们震惊的是丰富多样且并不昂贵的食物。其他北韩人称,他们大吃肉馅饺子和米饭,但金女士说,她在前五天只吃苹果。她说,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就再没吃过苹果。

“我曾以为我们国家很富裕,”她说,“但是我错了。”

法广:丰田在中国最大工厂天津厂暂停生产

核心提示:法新社周二引述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丰田汽车下周一开始将关闭一周位于中国主要工厂天津厂的部分生产线。该厂雇佣了13000人。


【图:丰田天津工厂是中国最大的丰田厂之一。】

就在因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日本汽车在华销售量大幅下降之际,法新社周二引述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丰田汽车下周一开始将关闭一周位于中国主要工厂天津厂的部分生产线,该厂负责汽车组装工作。

日本政府最近宣布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引发的日中关系紧张,已给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在华日本企业带来极大影响。由于销售乏力,丰田汽车决定削减在中国的汽车产量。

日本经济新闻说,丰田汽车计划把中国工厂的10月总产量削减至去年同期的一半,而且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减产。报道指出,丰田汽车在天津的工厂将在本月22日至26日停产一周,皇冠和锐志等轿车将受到影响;一条生产威驰等小型车的组装线将停产两天,时间为本月22日和25日。

报道分析,停产原因是因为汽车销售受阻造成库存增加。中国媒体分析称,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丰田削减在中国的汽车产量以减少库存是必然之举。

日本丰田汽车天津工厂是该公司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两个工厂之一。丰田天津厂的员工人数13000人,去年2011年生产50万辆汽车,而丰田去年在整个中国组装生产总量为80万辆汽车。

由于受到中国反日示威活动影响,包括丰田在内的8家进入中国投资的日系汽车制造商先后宣布9月份在中国的新车销售额出现明显下滑。

丰田汽车在华销售量,九月份同比下跌了48.9%,只生产44100辆汽车;本田汽车产量下跌40.5%,日产汽车产量下跌百分之35.3。

华尔街日报:中国上演资本外逃?

核心提示: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


【图:赌博是资本外逃的手段之一】

中国富人在塞浦路斯购买海滨公寓,花高昂学费送子女去美国上学,并在新加坡囤积奢侈品。他们通过一个方兴未艾的汇款中介网络频繁而悄悄地转移资金。中国企业也没闲着,它们在海外从事大额收购,大肆采购自然资源,并任由海外利润在海外积累。

9月21日,一名男子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展上浏览国外开发商的展台。

中国从去年以来就没有发布过有关资本出入情况的报告,但利用周六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和其他经济统计资料,仍可评估后来的资金流动情况。根据《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截至9月份的12个月,约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去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我们都看到了所怀疑的情况,即存在大量资本外逃;当国内商人开始觉得把资金转移出国是更好的选择时,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如此糟糕的时候。佩蒂斯在交易拉丁美洲不良债券的从业经历中,曾近距离见证资本外逃。

中国名义上仍维持封闭的资本账户,即限制个人和企业的跨境资金转移。中国公民个人每年转移出境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中国企业只有为经过批准的商业目的,如为进口产品或经过批准的境外投资付款,才能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封闭系统的漏洞越来越多,规则常常不被遵守。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曾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中国富人的资本账户一直是开放的。

郑南(音)最近花30万欧元(39万美元)在塞浦路斯买了一套海滨公寓。现年50岁的郑南说,他原来是在国内为外资厂商销售电信设备,现在已经退休。他说,因为北京的污染,我打算去那里过冬,夏天我们就会回来。

让朋友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转出,从而绕开这个限制。中国的房地产中介说,这是一个基本上被有关部门默许的常见做法。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受益于出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大额资金流入。进入国内的美元在央行换成人民币,使更多人民币进入经济体。这有利于银行放贷和公司扩张,但也引起通货膨胀,催生了楼市、股市泡沫。

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三十四)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

中央工作会议也许暂时解决了六、七月间文革责任的归属问题,但是它没有触及一个在秋季月份里变得日益严重的问题:对经济的破坏。邓小平当时提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采用广泛民主和动员群众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工厂、矿山的某些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当局竭力在媒体上告诉民众,不管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如何,中国经济的状况总体良好。《参考消息》上连篇累牍地刊载着小心编辑过的外国新闻,诸如“中国的文革导致工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东洋经济》),“文化大革命推动生产进步”(《新德意志报》),“美联社被迫承认中国经济在 1966 年进步巨大”。

是否要让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像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一样参与文革呢?中共中央当局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重申了夏天以来的最初政策,阻止工人参与文革,要求他们“坚守他们的劳动岗位,不要离办厂去串连”。到年底为止,周恩来已经同“群众”代表进行了 160 余场座谈会,他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上都竭力号召把经济和文革区分开来。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同红卫兵和工人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次数比周还要多,他们却淡化了此类规定。江青对此的解释是无条件地断言“哪里的革命抓得好,哪里的生产也搞得好”。林彪告诉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外国观察家们审慎地表示了怀疑。一月份的第一周,一位驻北京的大使向国内汇报道:“我们被告知,工业生产超过了从来没有公开过的计划目标,据说 1966 年比 1965 年增长了足足 20%。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源于深入阅读毛的著作激发的精神动力,还是 50 年代后期的重大投资使然,原因仍然悬而未决。”

和文革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决定这一问题的场合不是北京的谈判桌旁,而是上海剧烈演变的形势。11 月 6 日,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次会议中,来自 17 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一位 32 岁的保卫干事名叫王洪文的担任了“司令”。上海市委拒绝承认这个新组织,这促使其近 2500 名“成员”强行乘坐列车去北京要求中央给予支持。周恩来下令列车停止来京,就地解决问题,“工总司”的强硬派发现他们自己所乘的列车在上海郊区安亭站停了下来,就坐在铁轨上以示抗议,沪宁线的交通于是中断。他们在那里呆了 31 个小时,造成了运输危机,直到政治局常委会派张春桥从北京赶来劝他们回沪协商。张处理这场危机的办法是:直接撤消了上海市委全体一致的决定,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包括承认它的合法性,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领导层。张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上海市委和张的上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陶铸称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典型的“没有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但是在这场危机中,张却机智而正确地从中共党主席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11 月 4 日,毛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到了公民的结社权利,然后评论道:“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陶铸被迫做自我批评。张在上海喜气洋洋地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行动,他采用了毛的做法,说自己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合法的。”

然而,这将成为全国性政策,还只是上海的某种特例呢?这并不明确。在 11 月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同时也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各大区、工业部委、重点工业城市的代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目前运动和(工业)生产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这些问题很快压倒了包括经济计划在内的其它一切。争论的主线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断然否认在生产和革命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诸多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在周恩来顺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铁道部、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周回忆道:“说到最后都站起来了。”大多数的地区代表激烈地反对成立工人组织,一位来自中国重工业区东北的代表坚持认为,如果工人把“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比现在)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在谈到是否准许工人和学生联合的敏感问题时,一位部长问道:“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呢?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一些与会者提出来要起草一份规定,明确宣布“不能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造反”。

11 月 22 日,毛得知了部长、计划官员和地区代表的意见后,拒绝予以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立刻壮了胆。他们把怒火集中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身上,给他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江青情绪激昂,指责谷牧“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的批评也不遑多让,他从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在大跃进高潮的乌托邦空想中借来了概念,“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 的 。……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 。”

原本支持谷牧的人招架不住这样的攻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于是开始改变立场,一个又一个地坦白了过去和现在犯下的错误。陶铸承认在中国工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过去几个月内发展起来的,而是已经积累了 10 年,20 年”。李富春向在场的部长和党委书记们问道:“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领导人了?一个都没有。”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最终文件是一种妥协。12 月 9 日,经毛批准,它作为中发(1966)603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工业十条”。它宣布工人有权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参加文革,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要继续参加生产。工人组织的成员被许可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串连。12 月 15 日,政治局批准了类似的一份阐述如何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文革的文件,经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66)612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农村十条”,它保留了当时仍然有效的政策,即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在农村开展文革。它准许成立“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宣称从此以后,农村的文革和城市一样,可以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只要不妨碍农业生产,可以进行串连。

尽管还有这样的限制,这两个决定准许在农村和工厂开展文革,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数亿人都有权利干革命——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义务。中国现代史表明,如果无拘无束的学生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将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发动工人和农民起家,书写了他们的革命传奇。毫无疑问,毛的同事们心存担忧;理所当然,毛只看到了革命的潜力。

(未完待续)

全球之声:激进份子袭击十四岁巴基斯坦小活动家马拉拉

核心提示:马拉拉的亲人被塔利班杀害,她本人也被枪击,目前,仍未恢复意识的她受到全球瞩目。


【图:Minhaj-ul-Quran 女性联盟的社运人士手持马拉拉的照片,呼口号抗议这次袭击】

激进份子枪击争取女性受教权的十四岁社运人士马拉拉.尤瑟夫采(Malala Yousufzai)。马拉拉在放学返家途中遭塔利班拦截并枪击,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颈部,情况危急。近日媒体消息指出子弹已成功取出,他已没有生命危险。

马拉拉·尤瑟夫采是谁?

马拉拉·尤瑟夫采是一名斯瓦特县少女,也是热心争取女性受教权的社运人士。他公开支持女孩有上学的权利,并且公开抨击塔利班袭击斯瓦特谷地区女子学校的行为。她在 2009 年为乌尔都 BBC 撰写日记后受到国际注意。《巴基斯坦女学生日记》最早在乌尔都 BBC 以笔名“古尔·马卡依”发表,内容记载斯瓦特谷地区塔利班为阻止女孩受教育所做出的恶行。

当激进份子控制斯瓦特县时,女子学校被迫关闭,受教权仅保留给男孩。马拉拉纪录下了塔利班的暴行。马拉拉.尤瑟夫采也获得儿童权利基金会提名 2011 年国际儿童和平奖。她代表了上千名希望受教育,并在社会的进步中扮演自己角色的女孩的心声。Adam B Ellick 回想他和马拉拉相处的时光。马拉拉带他参观了被摧毁的学校废墟。学校的墙上写着:“这就是巴基斯坦”。看到这些字,马拉拉说:“看,这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毁了我们。”

塔利班的立场

被查禁的恐怖分子团体巴基斯坦学生运动(Tehrik e Taliban Pakistan,TTP),迅速承认为这次事件负责。这个团体说马拉拉是在社会上散播反伊斯兰思想 ,“未来任何人做出同样的事也会成为 TTP 的目标。”塔利班发言人也说“谁若是宣传反伊斯兰及伊斯兰教法,将依照伊斯兰教法下令格杀。”

TTP 发言人 Ehsanullah Ehsan 在访问中说:“(马拉拉)已成为地方上西方文化的象征……她在普什图地区推广西方文化。”

社会反应

社会各界对这次袭击皆加以批评。推特上看不到任何支持塔利班枪击十四岁无辜孩童的言论。

推特网友严厉谴责这次袭击:

@SabahatMS:十一岁的 Rimsha Masih 对穆拉的伊斯兰造成威胁,十四岁的马拉拉.尤瑟夫采对塔利班的伊斯兰造成威胁!!
@EeshAsh:塔利班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为马拉拉祈祷。愿真主让他早日康复。
Mubashar Shah 马拉拉.尤瑟夫采是巴基斯坦的女儿,也是世界的女儿。愿神保佑你。
Pervez 说:马拉拉是了不起的人,有超越年龄的勇气。该死的 TPP,它背后的人更是该死。

网友为马拉拉健康祈福的讯息如潮水般涌入。当马拉拉推离险境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RFA:西哈努克去世,官方高调网民嘲笑

核心提示:新华社称15日去世的柬埔寨流亡亲王西哈努克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引发了网民的嘲笑。因为西哈努克长期在中国,成为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因此他的去世也让网友们又找到了一个“时代话题”。RFA的报道总结了这些评论。


【图: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

西哈努克星期一凌晨在北京去世。新华社报道称,10月15日凌晨,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柬埔寨王国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陛下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报道还称,他弥留之际,国务委员戴秉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外交部长杨洁篪等前往北京医院看望。

当天大陆各大门户网站及新闻网均头条及显着位置转载并以专题形式,报道及回顾西哈努克生平。官媒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民族解放的英雄”、“中柬友谊的缔造者”,“中国人民深切缅怀您!”等词汇,表达对死者的敬意。

死于癌症网民嘲讽

央视新闻称他逝世前患有癌症、糖尿病及高血压等疾病,在北京休养并接受治疗。

不过,网民纷纷嘲讽官方对西哈努克的评价,但也有人指出,西哈努克正因有北京的支持,才得以被推翻后,重登王位,双方各有所需。新浪网民“作家金满楼”写道:“说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说实话,我不知道好在哪里。也许他是中国各届领导们的好朋友吧。不过,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能得以善终已属幸运,想想其它老朋友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我感兴趣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这么多年,是谁供养他高标准的生活呢?柬埔寨每年给中国打钱吗?”。

网民“时艰”写道:西哈努克曾大量占据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上世纪80年代,记忆里新闻联播隔三差五就有他的消息。。。。。亲王是个格外招中国人喜欢的老头子,柬埔寨是中国的铁兄弟。当然,那时我不知道还有红色高棉这回事。这些年亲王渐从国人视野淡出,今天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上联播了吧。

民众印象是白吃亲王

《湖南日报》编辑肖建生星期一对本台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读中学到后来参加工作,对西哈努克的名字非常熟悉:“当时是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他一直流亡在中国,带着老婆在身边,这里吃、那里吃,当时周总理、毛主席对他挺照顾,当时议论好像觉得这个人是在中国‘吃白饭’的,中国把他留着,是一种招牌的形式,当时他什么活动都出席,那时候中国很穷,但对他的照顾很特别,普通人的印象,他好像也没什么作为,跑到中国来就招待,可能是作为门面装饰那样的感觉”。

西哈努克生于金边,1941年4月23日即位国王,1955年让位于其父,1960年出任国家元首。因朗诺政变而长期流亡中国,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礼遇。1993年9月24日,柬埔寨恢复君主立宪制,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2004年10月7日正式宣布退位,其后因健康问题,长期侨居北京接受治疗。

肖建生认为,西哈努克对中国民众而言,他算不上“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只是长期以来,中共将他视为统战工具:“因为当时中国很孤立 ,当时还有阿尔巴尼亚、朝鲜、柬埔寨,一开会就是这样报道,把他也作为对外的一个标志,说得客观点,应该是中国利用他作为统战的一个工具,作为当时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的一个点缀”。

挺极左灾难吹成鲜花

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的深圳独立评论人朱建国表示对西哈努克没有好感:“他一直是一个投靠中共左派、极左派的一个附庸,对中国文革,大跃进等历次的运动,都是支持、赞扬,由此获得中国对他的庇护,也对他国内送去政治资源和物质支援,他对他国家的贡献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卑躬屈膝,换来中国对他国内的一些支持”。

朱建国也认为,中共对西哈努克的重视与他将中国的极左灾难当成鲜花来赞扬,也有一定的关系:“在加入联大之前,中国由于执行一边倒的,倒向前苏联那一边的政策,在世界上处于很孤立的状态,世界各国即使有些人来访,也是一般的,但是像西哈努克赞扬中国的极左灾难,把中国的灾难当成鲜花来赞扬,可能他是第一个,所以我想就是因为这一点,他获得中国的特别支持”。

中国政府在给予西哈努克庇护的同时,却同时支持红色高棉。据报,1976年夏,波尔布特为了实现他的共产主义梦想,开始内部清洗,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至少有一百多万人惨死,其中西哈努克的五个孩子和十四个孙子也被红色高棉杀害。

即扶红色高棉又挺西哈努克

对此,朱建国表示,中共有两个渠道:“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是有冲突、有矛盾的,但是对中国来讲,他是一致的,我们通过波尔布特贯彻更左的一些东西,又通过西哈努克代表外国王室的一个领袖对中国的支持,两个都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都有用,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很奇怪,当时在国内很讲意识形态,但是对西哈努克,柬埔寨,他是一分为二的,没有按照意识形态来划分”。

至于中国为如此高调报道西哈努克去世,朱建国认为,与当前国际环境有关:“因为在当前保钓和南海纠纷中,中国又一次孤立了,又感到深切的孤独了,所以又想起这个老朋友,最后再利用他一次”。

据报,现任国王西哈莫尼与首相洪森周一下午抵达北京,把西哈努克的遗体接回金边,并在王宫为他举行传统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