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三十四)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

中央工作会议也许暂时解决了六、七月间文革责任的归属问题,但是它没有触及一个在秋季月份里变得日益严重的问题:对经济的破坏。邓小平当时提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采用广泛民主和动员群众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工厂、矿山的某些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当局竭力在媒体上告诉民众,不管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如何,中国经济的状况总体良好。《参考消息》上连篇累牍地刊载着小心编辑过的外国新闻,诸如“中国的文革导致工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东洋经济》),“文化大革命推动生产进步”(《新德意志报》),“美联社被迫承认中国经济在 1966 年进步巨大”。

是否要让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像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一样参与文革呢?中共中央当局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重申了夏天以来的最初政策,阻止工人参与文革,要求他们“坚守他们的劳动岗位,不要离办厂去串连”。到年底为止,周恩来已经同“群众”代表进行了 160 余场座谈会,他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上都竭力号召把经济和文革区分开来。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同红卫兵和工人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次数比周还要多,他们却淡化了此类规定。江青对此的解释是无条件地断言“哪里的革命抓得好,哪里的生产也搞得好”。林彪告诉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外国观察家们审慎地表示了怀疑。一月份的第一周,一位驻北京的大使向国内汇报道:“我们被告知,工业生产超过了从来没有公开过的计划目标,据说 1966 年比 1965 年增长了足足 20%。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源于深入阅读毛的著作激发的精神动力,还是 50 年代后期的重大投资使然,原因仍然悬而未决。”

和文革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决定这一问题的场合不是北京的谈判桌旁,而是上海剧烈演变的形势。11 月 6 日,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次会议中,来自 17 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一位 32 岁的保卫干事名叫王洪文的担任了“司令”。上海市委拒绝承认这个新组织,这促使其近 2500 名“成员”强行乘坐列车去北京要求中央给予支持。周恩来下令列车停止来京,就地解决问题,“工总司”的强硬派发现他们自己所乘的列车在上海郊区安亭站停了下来,就坐在铁轨上以示抗议,沪宁线的交通于是中断。他们在那里呆了 31 个小时,造成了运输危机,直到政治局常委会派张春桥从北京赶来劝他们回沪协商。张处理这场危机的办法是:直接撤消了上海市委全体一致的决定,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包括承认它的合法性,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领导层。张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上海市委和张的上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陶铸称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典型的“没有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但是在这场危机中,张却机智而正确地从中共党主席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11 月 4 日,毛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到了公民的结社权利,然后评论道:“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陶铸被迫做自我批评。张在上海喜气洋洋地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行动,他采用了毛的做法,说自己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合法的。”

然而,这将成为全国性政策,还只是上海的某种特例呢?这并不明确。在 11 月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同时也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各大区、工业部委、重点工业城市的代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目前运动和(工业)生产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这些问题很快压倒了包括经济计划在内的其它一切。争论的主线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断然否认在生产和革命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诸多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在周恩来顺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铁道部、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周回忆道:“说到最后都站起来了。”大多数的地区代表激烈地反对成立工人组织,一位来自中国重工业区东北的代表坚持认为,如果工人把“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比现在)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在谈到是否准许工人和学生联合的敏感问题时,一位部长问道:“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呢?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一些与会者提出来要起草一份规定,明确宣布“不能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造反”。

11 月 22 日,毛得知了部长、计划官员和地区代表的意见后,拒绝予以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立刻壮了胆。他们把怒火集中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身上,给他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江青情绪激昂,指责谷牧“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的批评也不遑多让,他从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在大跃进高潮的乌托邦空想中借来了概念,“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 的 。……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 。”

原本支持谷牧的人招架不住这样的攻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于是开始改变立场,一个又一个地坦白了过去和现在犯下的错误。陶铸承认在中国工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过去几个月内发展起来的,而是已经积累了 10 年,20 年”。李富春向在场的部长和党委书记们问道:“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领导人了?一个都没有。”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最终文件是一种妥协。12 月 9 日,经毛批准,它作为中发(1966)603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工业十条”。它宣布工人有权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参加文革,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要继续参加生产。工人组织的成员被许可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串连。12 月 15 日,政治局批准了类似的一份阐述如何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文革的文件,经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66)612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农村十条”,它保留了当时仍然有效的政策,即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在农村开展文革。它准许成立“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宣称从此以后,农村的文革和城市一样,可以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只要不妨碍农业生产,可以进行串连。

尽管还有这样的限制,这两个决定准许在农村和工厂开展文革,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数亿人都有权利干革命——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义务。中国现代史表明,如果无拘无束的学生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将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发动工人和农民起家,书写了他们的革命传奇。毫无疑问,毛的同事们心存担忧;理所当然,毛只看到了革命的潜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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