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三十二)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天下大乱

毛相信,像文革这样的实验要想有成功的可能,必须敢于冒险,甚至是不计后果。他曾经就他喜欢的游泳话题发表了带有寓意的谈话,为了显示自己的古典学识,他引用了庄子的话来说明问题:“且夫水之阶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毛解释道,水越深越好,不能因为怕淹就在离岸近的地方游泳。让数十万青少年以暴力和捣毁的狂乱方式破“四旧”是一场实验;默许稍成熟些的大学生与地方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则是另外一场实验。

第一波的红卫兵大多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他们在全国各地寻找机会进行“革命破坏”和“串连”;尚在大学里就读的而比他们年纪大的大学生们则把精力用在了别处。考虑到毕业以后的前途至少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表现,而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他们急于在这个夏天正式抹去自己履历上的所有可能的污点。由于他们在 1966 年夏天抵制了地方政府(即工作组),因此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从“右派”、“假左派”到“反党分子”、“捣乱分子”不等,恢复清白是他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不像年轻的弟弟妹妹们那样要“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而是团结起来追求更为具体的目标。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指控地质部党委派工作组到该校进行“诽谤”,其全部活动“伤害了(无数无辜群众的)名誉”。他们坚持要地质部党的高级官员们站出来,为他们对公社成员不断进行的“政治折磨和压制”进行书面道歉。最后,他们要求公布所有对公社成员造成“中伤和迫害”的档案资料。他们四次在地质部所在地静坐抗议,以绝食狂骂相威胁,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地质学院附近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组织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们在国防科委门前不分昼夜、声嘶力竭地示威,前后坚持了近一个月,直到陈伯达出来干涉,部分地帮助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些以大学为基地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地方官员暗中抱有怀疑、敌意和痛恨。上海公安部门的一位高级干部的观点可能具有代表性,据他的观察,只有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对现实不满的人,爱出风头的人”才加入这些组织,而其存在的理由有三条:吹牛,夜宵,“革命串连”。但是,毛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具体来说,他似乎把这些组织看作有可能培养出他自己的革命接班人的地方 。

1966 年夏天,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仅非正规地依靠他们各自的子女来打探北京一些重点学校的动态,而且偶尔还对事态的进程施加影响。现在轮到毛采取同样的策略了。8 月中旬,他派江青所生的年方 26 岁的女儿李讷,去北京地质学院,同刚刚创立“东方红公社”的学生进行接触。李讷(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带着身份证件,一开始介绍自己是中央办公厅的小李,是来校收集政治运动的情况的。几天后,她再次来该校时,公社的领导人们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于是她公开告诉他们,其父亲特地要求她来调查,在文革的初始阶段是什么导致“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并进而与地方的党的机构——发生公开冲突。 “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们(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共青团员)非常清楚中共党主席这个私人秘密管道给他们带来的无可匹敌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抱负直接传达给了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此得以偶尔洞悉毛的内心想法。在北京其它大学里,在选定的组织领导人和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成员之间,类似的一对一的隐秘联系也建立了起来。

9 月,24 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宣称有近 500 名成员,很快它就成为闻名遐迩的“首都三司”。他们不但承认在运动发起之初自己是“少数派”,并以此自我标榜,而且他们明确地引用了毛在大跃进时的观点——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指挥” “首都三司”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之一朱成昭,他和李讷有定期的联系。周恩来在 9 月 26 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第一次向“首都三司”的成员发表讲话:“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样的问题,大概你们就集中了这一方面所受压制的意见,所以,你们造反有理(雷鸣般的掌声)。”随着来自高层各方面的认可,“首都三司”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壮大。其领导人意味深长地不再强调成员的家庭背景及档案材料中记载的阶级出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响应了林彪的观点,林彪在 10 月份提出“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

在“首都三司”与中央领导层的互动中,最鲜为人知却又头等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协助组织了——用王力的话说,是“按照毛泽东思想”——一场为期四天的讨论文革发展的“座谈会”。召集会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朱成昭则帮助他确定和邀请了大约二十名属于“少数派”的高校组织代表。从 9 月 17 日到 9 月 20 日,在张春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蒯大富、谭厚兰和其它红卫兵领导人不但充满激情地叙述了他们在运动伊始所经受的“磨难”,而且就下一步如何让运动在“更加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从来没有公开发表,甚至也没有在稍大一点的范围传达,但是这些记录呈送给了毛,据说影响了毛对形势的判断。后来一些重要的与会者宣称,他们曾提议中央领导把高层关于运动进展的分歧告知广大群众,而不仅仅是告知严格选择的少数特权人士。

到 10 月 1 日,距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有六个星期了,然而毛还没有公布一个统一的名称,以概括“五十天”所代表的、要让刘少奇、邓小平为此负责的全部错误。在上述座谈会结束后,鼓捣出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毛仍然没有表明态度。他的犹豫不决妨碍了下一期《红旗》杂志的出版,这个统一的名称或罪名原打算要在一篇重要社论中推出的。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节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晚张春桥向毛提出,这个提法在语法上不通,远不够理想。毛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10 月 3 日,它出现在了《红旗》第十三期(比预定出版计划晚了七十二小时)上,此后成为了整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朮语”之一。接着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66)515 号文件,该文件转述了林彪坚持要求起草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全部、公开地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期间受害的全部学生进行平反。(毛对于这一“紧急指示”的批语是“很好,很重要”。)10 月 6 日 ,“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万名欣喜若狂的“革命师生”宣布:“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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