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七)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红卫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际,“群众们”已经起来了。“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首都的大学和中学的校园。红卫兵运动的结果就是暴力。毛给予学生造反的权利,从而取消了工作组对使用暴力的有选择的限制。从毛的许多讲话来看,毛渴望通过适度的恐怖来发动文革。他从来不为夺人性命而感到不安。在文革后期,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也许,他颇有同感地重新体验到了自己发动湖南和江西农民起义的光荣岁月。在 1966 年秋天,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从摧毁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到驱逐城市中不受欢迎的人,一直到杀人害命,暴力无所不及。尽管在运动后来的若干阶段,死亡人数更多更大,但是,1966 年 8 月至 9 月的“红色恐怖”扑面直袭而来,它深深地嵌入了大众的记忆里。

“北京太文明了!”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会议上说道,“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促使毛发表上述评语的最主要因素是 8 月 6 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等 3 所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发表的《紧急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称有“混蛋”披着红卫兵的外衣,到处破坏国家财产,随意打人,它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红卫兵采取行动,结束首都的“混乱”。毛给如此呼吁的必要性打上了问号。

8 月 5 日,毛在撰写《炮打司令部》的当天,还撤销了中发(1966)312 号文件,该文件赞同北京大学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泄露了毛的个人意见:北大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8 月 13 日,摇摆不定的北京市委采取了一个举措,目的几乎肯定是打击上述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中提到的“流氓”,以抚慰普通大众中的同情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最大的体育场,1959 年庆祝建国 10 周年时完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 7 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 10 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但是在这次集会的高潮,情况失去了控制,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红色恐怖遍布首都。几个月后,反对此次暴力活动的大学生在回忆文章中称此次集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曾被抑制的愤怒和暴力交织一起,一旦在社会主义秩序的表面裂开一个漏隙,它们就会迸发出来:中共领导人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很少对此进行谈论。彭真在 1965 年 1 月打破了这个禁忌,他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中告诉自己的同事:“学校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斗争,你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也包括在内。”彭举例,北京有名中学生不过是写了首歪诗,却立即被同学们斥责为“反对毛主席”。“他们打他,直到他招供。然后他们又指责他想杀害毛主席。他说他绝对不敢。他们说他不老实,继续打他。最后,他承认自己这么想过。有人想要干预,结果也被打。我不是在杜撰: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同志的儿子想要干预,结果被打了。”在彭倒台以后,周恩来说他的讲话“很坏”。毛的反应不为人所知,不过,他利用了这种强大的能量,为他自己的文革宏图服务。

说来也怪,毛和康生都不清楚去哪里征召文革最热情的支持者,因为,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 1300 万中学生。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意味着要忍受一点混乱,一些暴行,一丝“过度”,那就让它们来吧!

如上一章所述,早在 5 月 29 日,红卫兵运动就在清华附中诞生了,那时学生们决定组织起来捍卫主席及其思想,与修正主义展开斗争。7 名学生在晚自习后聚集在圆明园举行成立会议,据一位当事人回忆,他们经过短暂讨论后就选定了运动的名称:“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我出了这个主意。……记不清是谁倡议,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 月 2 日、3 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闻讯赶到了我们学校,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这些大字报的下首,都洒洒脱脱、歪七扭八、龙飞凤舞、磕磕绊绊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

6 月 2 日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预言了这场运动的标记:“痛打所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打着什么旗帜,处于什么职位。”

精英中学或“重点”中学早期活跃的原因也许是学生群体的构成和凝聚力。

这些学校不仅是在教育的意义上是“精英”,大批学生的父辈或祖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比他们的老师们高得无法相比。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了革命的动人故事,又从发至自己家中的机密文件中了解到党内的事务,现在是他们利用这些了解、仿效那些故事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重点大学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智力上最出类拔萃的苗子,地域上比较分散,许多人在进校初都彼此陌生;而重点中学的学生是从首都的一些相对狭小的城区内挑选的,许多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所以形成了更有凝聚力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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