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八)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接见红卫兵

外地学生被北京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他们利用延长了的暑假,从 6 月开始大量地涌入北京。这时官方的政策还不欢迎外地学生。8 月 12 日,中央文革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这是向毛作口头汇报的基础——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但是毛不同意,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毛坚持“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在红卫兵的“圣经”——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样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有一点自大狂,他曾经回忆道:“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于是,陈伯达在 8 月 16 日公开催促学生们到首都来,而不是离开首都。这一个邀请揭开了八次纽伦堡式的大规模集会的序幕,从 8 月中旬到 11 月底,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地点主要在天安门广场。

根据参加过 8 月 18 日第一次集会的人们回忆,举行此集会的决定是在前一天才做出的。8 月 18 日,从凌晨一点开始,百万师生被引领着进入了天安门广场。5 点,毛意味深长地穿着军装,从天安门城楼——领袖们传统上是在那里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上走下来,进入了人群之中,挥手致意。8 点,部分学生佩戴丝制的红卫兵袖章,被领来晋见毛及其同事,其中包括从默默无名一路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到了第二十五位的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下,10 来岁的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近距离看到的领袖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 “主席比我想象的要老,过半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脸上带有衰老的痕迹,并不红润,这正在意料之中。他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衰弱的老人……林彪…矮小瘦弱,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不管其相貌如何,林彪展示了他的新角色,他作了一个 17 分钟的讲话,号召青年们积极捣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超过 6 小时的集会中,毛曾转身对林彪说道:“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当天的高潮是从学生中选出的一名叫做宋彬彬的学生,在受接见时得到许可,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的手臂上,此举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向全国表明了它的合法性。毛得知了她的名字意思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意,说道:“要武嘛。”许多红卫兵精英读到这段对话后,猜测毛是否在说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太文质彬彬了。这段对话无疑加强了毛早先发出的讯息。为了表示祝贺 ,北师大女附中把原本单调普通的名字改为“红色‘要武’中学”。

不难意料的是,一些年老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样的集会令人疲乏不堪。8 月 19 日,在上海模仿举行的大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人借着瓢泼大雨和满天黑云,有一段时间让替身向走过的人群挥手致意,这种事是毛及其同事做不来的。在 8 月 31 日的第二次集会上,江青部分地担任了仪式主持人,毛开始显露出疲惫之色。毛躺在床上,有一点发烧,这位 72 岁的主席 9 月 13 日写信给林彪,让林准备在定于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的集会中挑大梁。奇怪的是,据毛的医生回忆,看上去病恹恹的林彪平时在家里深居简出,在上述这类集会上却充满了活力:“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此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最后,毛又及时恢复了体力参加了接见。9 月 15 日,康生代替江青的主持人角色,领导人们在 4 个小时的接见中一直呆在天安门城楼上,跟随这些领导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为后人记录下这次活动。他们在这一天出现了疏忽。接见结束后,中宣部没有找到一张站在康生旁边的邓小平的照片。最后,在全国发布的是一张经过了剪刀加浆糊改制的照片,即移花接木地把邓的头搬到了陈毅身上。

这个插曲说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此后,在 10 月1 日的国庆节上,150 万人集会(包括报纸上所说的“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起混乱,新闻媒体没有进行报道,以防“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利用它来“玷污(毛的领导层和文革的)光辉形象”。那是正式的游行队伍过去后,毛坚持要在他的几位“亲密战友”的陪同下乘车去向群众致意。局面顿时一片大乱,用王力的话说“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汽车没有办法移动半步”。负责领导人安全的是北京卫戍区,其司令员傅崇碧在拼命给出车队开路时挤断了 3 根肋骨。大约有 10 人被踩死,将近 100 人受伤。然而,毛对此却漠不关心。在安全返回紫禁城后,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对八次接见的每一次集会中广场上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记住的只是一天。在 11 月份的最后一次集会前,据负责后勤的周恩来说,每天都有 20 多万人乘坐极其拥挤的火车来到北京,在高峰期,这个数字达到了 29 万人。即使在最后一次集会以后,仍然有 5 万人来京希望见到毛,还有 6 万人希望呈上有关家乡文革形势的请愿书。那时,北京除了 770 万的常住人口以外,还至少有 300 万临时来访者。

外省的红卫兵们到达北京火车站或永定门火车站后,乘车或者步行到几十个红卫兵接待站,那里有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到遍布全城的 4000 多个接待点去。北京军区的军事人员负责提供住宿,这些住宿点不是在 59 所高校和 300 所中学,就是在工厂或居民家中。在其新居所,他们接受基层军官的训练,以备参加下一次的接见。运营的费用很高,每位红卫兵每月的口粮是 15 元,包括早饭(米饭﹑水﹑咸菜﹑馒头)和中饭(两个馒头﹑一盘白菜炒肉)都用粮票,免费的住宿据说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有的红卫兵被拥挤的人群所踩踏,死在北京的医院中,这又产生了额外的费用。周恩来后来告诉政治局常委会,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很高兴”,而北京的市民则痛恨红卫兵造成的动荡和不便。 到 11 月 26 日的最后一次集会为止,毛本人已经接见了全国约 1200 万红卫兵。对他们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一位上海的红卫兵,26 岁的中学教师,在亲眼见到毛以后, 9 月 15 日晚写信给同事们: “我决定把今天作为我的生日。在我在今天开始了新的生命!”悲哀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新生命十分短暂。10 月 2 日,他在受到了他的一些学生的野蛮殴打后自杀,他们指责他去北京只是为了建立“反革命联系”。如果毛早就知道文革中有这种屡见不鲜的死难者,他也不会有任何同情:“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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