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五)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十六条

然而,与主席、林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讲话留给与会者们的印象不同,毛的运动蓝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是一份带有欺骗性的调子温和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起码在 6 月份就开始起草这份文件,8 月 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本是其第三十一稿。毛发给陈伯达的评价是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它在 8 月 8 日晚向全国作了广播,刊登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与《五一六通知》等到目前为止的文革重要文件不同,“十六条”的知识产权从开始就是公有的。它甚至还摆在唱片商店内出售,收录在一套四张的 33 转黑胶唱片上,该唱片中还包括《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广播录音,以及林彪、周恩来的讲话录音。

“十六条”开头就激情昂扬地将文革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它很快就转移到了斗争上: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运动目标的描述和对后来众所周知的“四旧”的抨击说明文革将基本延续以前的道理,只包括文化、教育领域,打击那些有资产阶级背景的“通常的嫌疑犯”。事实上,早期的红卫兵活动正是基于这种假设,许多红卫兵组织能把这一段背下来。但是,该《决定》又暗示和认可了另一种目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于运动方式,“十六条”给予了激进学生绝对权力,让他们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起初,在运动方式上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在“十六条”倒数第二条提出,军队开展文革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单独指示进行。9 月 7 日,中发(1966)459 号文件列出了一些“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的中国边境地区。从南方的深圳到北方的二连,从与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到与北朝鲜毗邻的延吉,在这些战略要地,保障安全的考虑要优先于“革命动荡”。事实证明这些例外难以维系。

“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周恩来在 9 月给红卫兵打气,说第九条中提到了“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红卫兵就包括在“等”里面。“十六条”称所有这些组织都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新的领导层

8 月 12 日下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林彪主持了原议程上没有的一个会议,即通过秘密投票正式选举 11 名政治局常委。只有 74 名中央委员有权投票,毛、林彪、邓小平、康生获得了全票。周恩来、陈伯达、陶铸离全票只差一票,也许他们都谦虚地没有投自己一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得到了 70 票;朱德——毛在革命年代的亲密战友——得到了 68 票;刘少奇,65 票;陈云,58 票,他已经 4 年没有出山了,可见其政治智慧。选票上没有李先念的名字,但是他也得了一票。中央委员会没有正式解除 5 位副主席的职务,但是党的媒体再也不用它来称呼刘、周、朱和陈云。全会上最令人吃惊的人事变动是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代替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然而,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并不如毛的意,因为他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磋商后决定的顺序并不是这样的。最后,毛拟定的顺序压倒了中央委员会选出的顺序: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不顾邓得了全票的事实——江青批评陶铸、陈伯达、康生给邓小平投了票——把陶铸提到了第四位,据说是为了平衡邓的权力。

不清楚的是,毛为什么要担心邓的权力。大概是由于中央书记处在全会后将继续运作。事实上它再也没有开过会,邓的总书记一职也成了空衔。陶铸在代替彭真成为“常务书记”后,徒劳地想充当“常务书记”的权威,结果与毛发生了冲突,毛现在认为设立书记处是一个“战略错误”。事实上,自从 5 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的帝国——在中央书记处指导下工作的组织机构——就处在土崩瓦解之中。在中南海内,“五大部”的领导人正在经受着空前惨烈的“清洗”。

由于在 5 月份的会议上,中央宣传部被打成了“阎王殿”,在 1966 年夏天的清晰景观下,如果它能安然无恙,反倒奇怪了。陶铸受命取代陆定一掌管该部后,6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停止了 3 名副部长以及秘书长的职务。在该部工作的234 名“阎王殿上的判官们”(普通干部们)遭到整肃,该部进行了大规模缩减,其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关键部门被并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办公室。到 7 月底,中宣部 11 名副部长中有 9 人被正式撤职,剩余的两人,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另一个是 66 岁的张际春,张是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和长征的老战士,其革命资历似乎跳不出一点毛病。张的最后命运比他的大部分同事好不了多少,1966 年 9 月 8 日,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并有她自己的革命资历)去世,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不过一开始也没有排除自杀;1967年春天,他的子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1968 年 9 月 12 日,年老体弱、孤苦伶仃的张际春从拥挤的电车上挤下来摔伤后去世。1967 年 6 月 1 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中宣部,其大部分职能由其大幅精简的“宣传组”承担。

中央组织部的遭遇比中宣部更惨,1966 年 8 月 19 日,部长安子文及 8 名副部长被正式解职。这一解职决定是在该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公布的,是在响应毛最近直言不讳的评价:“中组部不在我们手里”。显而易见,这样至关重要的部门必须“在我们手里”,在随后的几周内,该部的 210 名干部大多都接受了调查。

1966 年 12 月 14 日,副部长赵汉自杀,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同事(最主要的是安子文和排名第一副部长的李楚离)由于不能配合“调查者”,而受到残酷而有步骤的折磨。聂元梓向政治局提供了安子文的罪证,江青后来把揭露“安子文叛徒集团”算作聂对文革的一大“重要贡献”。1966 年 5 月,聂极其秘密地通过康生的妻子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康生,直到 1994 年,聂元梓仍然坚持说她对安的告发是正确的。据她回忆,安子文同一个女人的关系极其可疑,而此女又与国民党有联系,至于聂把这一点告知康生,那完全是她在尽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职责。聂在文革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康生告诉她,这个女人是拥有一部无线电发报机的英国特工。1967 年 5 月,中共中央委托解放军来管理中组部。

在 1966 年和 1967 年间的那个冬天,周恩来事后认可了对在中央五大部中历史最长、最知名的两个部的冲击,他说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们自己的组织部落在了安子文手里,思想工作落在陆定一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高级干部不如年轻人活跃。这是个根源,是阶级根源。”但是,对于周在过去几年内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中央统战部,他就不打情愿使用类似的否定用语。中央统战部是一个十分机密的组织,负责中共与国内“民主人士”、小小的“民主党派”、“爱国”资本家、宗教人士、海外华人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微妙联系。在文革之初,该部部长以及 8 位副部长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批判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建于有周可能给予的各种保护,而且所要负责的上述人士无疑不是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们比大多数人都挺得更久。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周亲自领导的特别机构,审查主要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其他人则成为了这一机构的审查对象。后者包括副部长方方、张经武,他们都在 1971 年秋天死于狱中。在整个 1967 年和 1968 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央统战部一直处于全面混乱的边缘,没有一点开展正常工作的迹象,直到 1968 年 7 月,它才由两名解放军军官接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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