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四)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造反有理

毛的另一个咄咄逼人的举措是当天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传发了他刚刚写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信件,该组织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在 5 月 29 日成立的。有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了毛几十年的笔杆子和秘书,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争辩说,毛“在学生中寻找支持,说明他(在党内)没有支持”。这位秘书搞错了。毛是不大可能在一个他准备打垮的组织中寻找支持者的。

7 月 28 日,清华的红卫兵送给毛两份大字报文稿,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一、之二,同时附信要求毛回复。毛立刻照办,他给新生的红卫兵运动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以其全部政治资本——他的职位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作为担保:“(你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又保证他的同事们都会支持他们,这一点可不大可靠:“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喜欢在其演说和文章用上一些温和段落,使其更生动活泼,这可能是为了在事态失控后推卸责任,毛接着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给出路。但是“造反有理”的警钟已经敲响,在未来几年内,这句话响彻全国 ,为谋杀和伤害提供合理依据。

不管毛的同事们是否喜欢,他们现在都必须配合红卫兵运动。8 月 3 日,王任重邀请清华附中上述大字报的作者们到钓鱼台国宾馆来看主席的信。他们惊喜万分。大约在 8 月 4 日深夜,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的群众“动员大会”上,遭到撤销的工作组组长先作了检讨,接着由“造反”红卫兵一个接一个地批判他,周恩来在这一大会上告知与会者:“刚才清华附中 3 为年轻的同志说得对,就是要在需要的时候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他们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

刘少奇也在顽强地努力赶上革命的浪头。8 月 1 日午夜,他通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他要赶去工作组撤出后的一所北京高校调研。第二天晚上,在最后一刻的安排之下,他出现在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陪同的干部中有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坚戚本禹,戚小心地记下了刘所说的话。8 月 2 日、3 日、4 日,连续 3 个晚上,刘试图找出工作组做错的地方,并试着理解该学院内“革命战斗团”与“八一战斗团”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预示了未来两年内红卫兵组织的相互残杀。在最后一个晚上,刘在中南海里向该学院的工作组发表谈话,他显然是心神错乱,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他用了“如果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会…… ”的修辞方式: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

但是在 8 月 5 日,在受到毛又一次的猛烈抨击后,刘打电话给李雪峰,他不会再去建工学院了,因为“看起来我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戚本禹可能向毛提供了刘昨晚讲话的摘要,因为毛立即将其中的一个关键语句还施于刘之身,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毛的炮打司令部

毛本来计划在 8 月 5 日结束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在 8 月 2 日、3 日中央委员们的讲话中,他们在撤工作组的问题上十分冷淡,这让毛越来越怒不可遏。

许多人如果说不是直截了当的话,那也是明显站在了刘的立场上。于是主席立即改变议程,于 8 月 4 日下午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严厉地警告了他的同事们,甚至不点名地说他的政治局某些常委同事就是“牛鬼蛇神”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当着毛的面,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其火药味不逊于毛:

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做官当老爷惯了。)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碰到过很多场合。他说的就算,旁人说的就不算。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刘少奇再次表态愿意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毛挖苦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建议把他的讲话分发给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延长了一个星期。代表们从 8 月 4 日到 6 日开会讨论毛的批评意见,但是仍然没有表示对主席观点的热烈支持。8 月 5 日,毛指责了由刘签署下达的文件,下令正是将其撤回,因为该文件支持北大工作组镇压了“六一八事件”。就在同一天,毛还在随聂元梓大字报一同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上作了批注,他在评语中宣称“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试图给他的同事们施加压力。毛的第三个举措是 8 月 5 日在一张两个月前的《北京日报》旧报纸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他的秘书帮誊清在一张白纸上,毛拟定了这个有煽动性的题目,两天后追述了与会者熟悉的过去的争论,毫无疑问,主席与刘少奇决裂了。其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它们是此文的附件)。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尽管还要过上六周,此文才会正式传达到中共全体党员;还要过上一年,此文才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它几乎立刻被泄露了出去。毛的追随者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计划了。“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加在一起,意味着主席不仅要对工作组所谓的错误行为,还要以此为藉口打算对中共最高层进行清洗。

为了避免再产生任何疑问,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及其左派同伙,在小组会议上阐述了毛的大字报的重要性,谴责了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的一名谄媚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甚至抨击邓小平,据说江青跟谢说过,刘已经不再具有威胁,而邓有。8 月 5 日,周恩来在和毛谈话后,打电话给刘,建议刘不要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要作为国家主席接待外宾。然而,虽然没有人敢发言反对,却也没有人表示热烈的欢迎。毛的“大字报”的政治含义过于深远、过于复杂,部分中央委员无法接受。戚本禹在 1967 年 4 月哀叹道 :“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不清楚。还有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理解这个大的斗争,不是很容易的。”

8 月 6 日,毛召唤来了援军。他命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周正在大连修养的林彪飞往北京。林整个夏天都不在北京,从而避开了关于工作组的冲突和文革如何进行的争执。毛在林到会后要他去谴责刘少奇。林坚持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并不了解刘这几年的作为,他要求毛和周恩来给他派一个知情的助手,帮他起草一个能击中要害的材料。毛、周派出的助手正是那位在 1965 年向林提供了罗瑞卿的毁灭性材料的少将。他从毛、周那里得到了指示,应提出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撰写了林的讲话稿,涉及到从 1940 年代晚期政策上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此后这些年来不恰当的私下谈话,事无巨细,罪名共计有 23 项之多。

8 月 8 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林表示完全支持毛的文革设想,鼓励他们“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德鼓动性评论,以及在 5 月 18 日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最高层领导人的清洗正是从那次会议开始的——都下发给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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