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一)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大字报

工作组走到哪里,就发现哪里的学术机构已经布满了大字报。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 月份一共涌现出了 65000 张大字报。在重点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从 6 月 2 日到 15 日出现了“数千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人在乎表面上的统一:一张大字报也许只有几句话,或许就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甚至还带有附录。

在北京邮电部机关内,根据一份当时难得的统计数字,在 1966 年 6 月 4 日到 6 月 30 日间,出现了大字报和“自由发表观点”的空前“高潮”。根据上海市委最初的统计,数日内至少有 270 万 人“投入了运动”。在上海的宣传领域,到 6 月18 日大约出现了约 88000 张大字报,1390 人受到点名抨击。在工业、金融、科技和法律领域,大字报的数量要稍微少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教育领域的数量还要高。

大字报说了些什么?谁攻击谁?为什么攻击?毛说文革的重点“在内 、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在工作组的鼓励下,人们往往凭着最勉强的理由,批判老师搞“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课程和教学。在大学校园内,学生和年轻教职工带头“自由发表观点”,把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和高级教授,以及任何他们认为是潜在的“反革命黑帮”成员,这顶帽子在 6、7 月间的媒体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 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

在对立情绪的左右下,学生们绞尽脑汁地在老师们身上挑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师生关系原本是亲密的。尽管他们不想太过分地羞辱老师,但是他们也不想被同辈人批评不积极革命。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也知道,运动的方向会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沦为老师们复仇的目标,而老师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左右他们的教育前途或职业前途。他们刚开始直接介入文革,往往不了解这伙“黑帮”更严重罪行的信息,任何有争议的事实或谣言,只要被他们掌握了,都可以说是严重罪行。

北京大学一些学物理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谴责校长陆平是反动派,对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十分恐惧。他们质问,陆平的领导班子为什么“以维持宿舍干净整洁为藉口……禁止在室内张贴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仅在一个月前,在五四运动 47 周年之际,中文系团支部刚刚被授予“四好团支部”的光荣称号,该支部在贴出的大字报中坚决要求取消其称号,因为它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大学领导班子授予的,因而学生们宣称,这就错误地意味着他们的支部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模范。清华大学是 1957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校园内的一份大字报称他们两人“实际上是叛徒,因为他们入了美国籍”)的母校,该校力 904 班的一位女士贴出大字报,谴责清华大学校长兼高等教育部部长用无数的方法来“在女同学中推行和平演变”:

凡有身体欠安者(注:有的根本就没什么大病),早饭嫌太粗糙,就特备牛奶、鸡蛋。不管经济条件如何,一律另补一元五角的菜金……例假期间,每日劳动不超过四小时,不值夜班,女同学干车工、焊工的还给假二至三天,重体力劳动全免,连洗菜弯腰全不行!这是劳动?这是供佛!培养修正主义!

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溺爱或许还不能激起许多人的革命热情,然而以阶级为基础的歧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像中国最好大学这样的精英机构里,这一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60 年,10 名出身农民、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的老兵得到了进北京大学的特别名额,“陆平黑帮”对他们的歧视是 6 月 10 日贴出的一份义愤填膺的大字报的主题,它更有可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对教职员工而言,学生们舞文弄墨的第一波攻势远不如更具潜在杀伤力的来自同事们和工作人员的犀利的大字报。不用说,那些能够接触机密文件、在党内高层有关系的人士通常能更有效地抹黑别人。如果某人卷入某事后,在其档案中留有痕迹,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了,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语言。在一张题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大字报中,一位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批判了生物系党总支书记历年中的众多言论。其中有一条证明他混淆是非的证据,后来被认定是邓小平的罪状,据说这位基层的党支书在大跃进之后的 1961 年 2 月 14 日,比邓提早一年说过下面的话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显然,一个可疑的“黑帮分子”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很不适当的言论或想法,那就会非常糟糕,很可能为其“罪行”再添一笔。但是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太“正确”的沿路或想法,有时下场也并不会更好。比如,一位大字报的作者宣称,在 4 月的第一周,高等教育部部长曾经跟一名同事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彻底的修正主义纲领”。在 6 月,这并没有用来证明这位部长大人惊人的洞察力——毕竟《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么描述《二月提纲》的——相反,这是彭真向他泄露《五一六通知》初稿的间接证据。这寓意着他与彭真关系非常紧密,这一大字报的作者宣称他显然是彭真“反党集团的重要人物”。

对于潜在的批判对象而言,要担心的不仅是那些有内部消息的人,而且还有任何所接触过的人。比如,汽车司机就能对你造成很大伤害。他们不但能够引述无意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还会对所关注的乘客的革命性提出质疑;在某日到某人的办公室或住所,这么一趟简单的旅行,有时就足以显示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正在运行之中。6 月 17 日,高等教育部的一名司机贴出了大字报,说该部部长在四月中旬以前从来没要求他开车去北京市委,后来就频繁去那里,这种行为变化说明这位部长卷入了彭真当时的破坏活动之中。一周以前,另一名给邓拓开车的司机在其大字报中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论断,他极力主张对邓最近乘车到彭真住所的访问进行“调查”。

对大字报战场上某些主题的清理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了。5 月 28 日,北京市委当局成立的监督运动进程的特别办公室宣布“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但是,只过了几天,18 名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过丰富经验的干部贴出大字报反对这个决定,他们的现实经验告诉他们:

资产阶级用来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美人计等打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而学习办公室,唯恐群众揭出黑帮腐化生活的黑幕,发布命令说:“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不叫群众这样,不叫群众那样,指手画脚。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最后,几乎没有一个题目是禁区。例如,聂元梓就被无休止地影射或断言她结过几次婚,最近的一任丈夫比她大 23 岁。高等教育部外事办公室的干部们写出大字报,指责办公室头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访问摩洛哥期间“玩麻将”,在巴黎“乘车参观夜总会”。中宣部的一名领导干部受到一名由他介绍入党的党员攻击,说他“不是东西,他搞过我的老婆,我和他有旧恨”。有时,批判对象承受不了对自己的指控所带来的奇耻大辱:6 月,共青团北京市委 36 岁的宣传部部长在被属下指责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后,服用安眠药,试图触电致死,结果导致半身不遂。材料上说,从此他被卷入了更猛烈的“群众揭发批判的高潮”。8 月,他第二次自杀,这一次他成功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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