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二十)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工作组

刘少奇也感到迷惑不解,更不用说烦恼生气了。他在 6 月中旬与一位湖南同乡——1930 年代他们一起在“白区”工作,工作上有过紧密的联系——的私人谈话中,对于这场清洗的骨干、特别是解放军的角色表示了含糊的批评。刘说解放军“不保护运动健康发展,不保护老干部。 相反,“军队是袖手旁观,等着把各地的领导人搞垮台以后再来收拾。”文革后,刘的子女们宣称,他们在 6 月初询问过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恢复秩序。刘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邓小平同样也不高兴。他妻子说聂元梓是“一个坏人”,他们的一个女儿在很多年以后回忆,这“反映了我父亲的想法。他非常反对这种突然袭击。”

刘少奇非同寻常地承认自己的困惑和邓小平的否定反映都说明了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里策划的。他们瞒过了在主席离开首都期间在名义上管理国家的那些人。事实上,刘、邓一直不能确定毛在哪个地方,刘派了一位秘书到中央办公厅去打听毛是否在杭州。但是,由于他们一心尽责,在毛不在京的时候必须自己拿定主意,随着学校一片大乱,他们不能再观察下去了。

中共标准的运作程序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派工作组下去。工作组的成员由无关单位的可靠干部构成,人员数量取决于目标机构的大小,其工作是稳定那里的局势,确定问题的原因,做出判断,进行奖惩。在“领导核心已经腐化”的地方,上级部门组织和委派“能干的工作组”担任领导工作。赋予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中共中央起草的工作章程宣称,它们可以对有“犯罪活动”的人员进行“拘留、隔离反省、逮捕、判处管制和徒刑”。工作组受到的限制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处理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干部,必须请示中央,取得中央的允许。

在最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批工作组被派了出去。北京的一个农业县就有 20000 个工作组。在文革开始之际,一些工作组仍然在忙于开展“四清”。

自从 1963 年以来,如果不是说大多数,起码是有许多处于文革漩涡中心的人物都或长或短地参加过工作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了河北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其地离北戴河不远;陈伯达去了天津城南的一个大队;汪东兴和毛的医生李志绥去了江西农村;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去了北京东面的通县的一个大队。在眼前的这场大动荡中,李雪峰的华北局在 5 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派工作组实际上接管了北京市委及其下属机构。

5 月 29 日,刘、周、邓小平决定派出以陈伯达为首的临时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也许他们认为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熟悉毛的想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更能应付自如。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毛,征求毛的许可。5 月 30 日,刘、周、邓又进一步给主席写了封信;毛当天表示同意。陈伯达在 5 月 31 日走马上任,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公开发表北大的那张大字报。与此齐头并进,6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派工作组接管了中央宣传部。肖望东中将一年前进驻文化部并担任副部长,以清洗该部的长期积弊。经林彪同意,他带来了一个由 300 名官员组成的工作组。

然而,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是否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刘少奇的子女告诉他,学生们已处在骚动中,校园内混乱不已,教学活动已经停止。

如果刘及其同事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处在无法控制和恢复秩序的危险之中。

5 月 29 日,周在与毛的电话交谈中,除了谈及《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外,也就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事宜作了请示。他和刘、邓都认为此举很有必要,而且他还得到了毛的同意。6 月 3 日,刘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到首都各高等院校和中学,领导那里的文革。陈伯达反对这一决定,但是当邓小平指出陈自己就领导着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之后,陈就沉默不语了。派往高校地工作组成员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干部组成;派往中学的则来自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在同一天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职务,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指导那里的文革工作,担当那里的党的领导。

由于几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决定与周、邓、陶铸、陈伯达在 6 月 9 日去杭州向毛汇报工作,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了 6 月 12 日。在讨论文革时,刘向毛问道:“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然而,毛拒绝给出明确答复。

他没有说过任何表明自己反对工作组的话,但是他评论道:“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由于毛已经批准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决定,又由于陈伯达当着毛的面再次表示反对派工作组,但是没有得到毛的支持,刘也许认为毛只是自言自语,而不是暗示毛的异议。

但是,考虑到刘自己的无所适从,刘显然应该问主席,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自己先前的意见,从而取得毛的明确赞同。相反,刘试图让毛回首都主持文革大局,但是主席笑着拒绝了。不得已,刘少奇和其同事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北京。从 6 月 14 日到 6 月 28 日,他继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 1966 年 6 月的最初几周,总计有 7239 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了北京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其中有的工作组相对于进驻的单位显得过于庞大。而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也注定名声最臭的,就是 6 月 9 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由 500 多人组成,成员大都来自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组长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叶在 30 年后回忆说,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工作。该工作组有一位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中层干部(14 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她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20 岁的学生蒯大富的冲突最终成为了红卫兵传奇的一部分,通过小说和戏剧流传后世,甚至传到西方世界。

各省市的党委 6 月 3 日从北京得到命令后,不久也派出了工作组。在上海,工作组进入了 40 所大专院校和 160 多所中学。北京的工作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军军官出身,以及 1964 年以来在政府机构所谓政治部内工作的名义上的文职官员。后者是在毛要求全国学习解放军后,根据解放军的样式设置的。各地的工作组也有来自解放军的,包括现役军官以及省军区的人。例如在杭州,应省委的要求,浙江省军区派出了 200 多名干部加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高校、《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等文化机构。在湖北,以王任重(毛最信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为首的党的领导层把文革看作了新版的 1957 年“反右运动”,把通常的资产阶级嫌疑犯作为主要目标。

对北京市委和北大领导层的清洗被看作是特殊和孤立的事件;在湖北的教育机构内,任何反党活动的迹象都被工作组迅速镇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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