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转变

核心提示:美国大选快要进入“决战”阶段,双方都提出了“敲打中国”的论调。本文回顾了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何时发生了转折。


【图:2009年,奥巴马在上海参加了一场市镇集会式交流活动。正谋求连任的奥巴马在数个领域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

华盛顿——数月以来,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渐渐失去了耐心,到2010年11月,他终于忍无可忍。在韩国首尔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后,奥巴马提出警告,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行动来遏制朝鲜的好战行为,他将采取措施来保护美国免受朝鲜核弹袭击的威胁。

在五六次拘谨的会晤之后,奥巴马似乎首次让那位平和无趣、照本宣科的中国领导人领悟了自己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两名人员称,胡锦涛中断了准备好的讲话内容,要求奥巴马阐明自己的意思。总统的回答包括,直白地暗示,美国将向中国附近的海域派驻战舰,此举必将激怒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的中国人。

“奥巴马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时任总统中国事务首席顾问的杰弗里·A·贝德(Jeffrey A. Bader)说。他补充称,奥巴马的警告促使这位中国领导人派遣了一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朝鲜,对该国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il)施压。

贝德和其他官员称,这次紧张的对话是奥巴马与中国的复杂关系的转折点。奥巴马原本带着希望与和解的想法开始接触中国,但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他对中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

当前,奥巴马正在寻求连任,他对中国愈加强硬的立场在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展现。在过去三个月中,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提起了两次重大诉讼, 奥巴马也就此向“铁锈地带”的汽车工人进行宣传。在采取最新贸易行动的同一天,国防部长利昂·E·帕内塔(Leon E. Panetta)在东京宣布了一系列帮助日本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引发了中国政府的猜疑。

随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指责奥巴马在面对中国领导层时态度不够强硬,中国突然变成了此次总统竞选的焦点,这个焦点涵盖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担忧,还使奥巴马对这一复杂关系的管理面临考验。

奥巴马在首尔发出的强硬警告,最终也许将成为他主政期间最重大的外交政策举措:将美国的注意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转向环太平洋地区,在该地区,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向缅甸敞开了大门,还向澳大利亚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尽管这个新重点让欧洲的盟友们感到不安,但在亚洲,一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相抗衡的力量的出现,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在重塑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采访中说,“一次又一次,我听到领导人——我说的是那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基本上在说,‘谢天谢地。感谢你们。你们能来这里,我太高兴了。我们还在为美国担心呢。’”

重返亚洲并不是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就有的想法。这一转向的构想是断断续续形成的。奥巴马主政第一年结束之际,包括其助手在内的批评人士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中国过于软弱。在采访中,12名现任和前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当时白宫很难找到和北京打交道的正确基调。

从其2009年拒绝会晤达赖喇嘛,到他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接受中方的严密约束,奥巴马试图尽量迁就中国领导人,期盼藉此换得中国在气候变化和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合作。

但事与愿违。中国在气候变化标准上对美国不屑一顾,在向伊朗施压的努力上一再拖延,还开始在南海领土主张问题上欺负邻国。尤其是最后一个动态使奥巴马政府相信,迁就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我确实认为,我们试探了通过积极接触争取中国合作的限度,”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J·罗兹(Benjamin J. Rhodes)表示。“我们需要在第二年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助手们称,置身于有关中国的内部辩论中心的奥巴马,尽管出生在夏威夷,并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童年,但他并不像其许多前任那样,着迷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表示,自上任起,奥巴马就主要通过经济的棱镜去审视中国。他对自己眼中北京拒绝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感到气愤,并对美国缺少采取对策的有效手段感到失望。

开会时,奥巴马喜欢和他的两个顾问贝德和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开玩笑,这两人曾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主政时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据一位高级助理介绍,奥巴马会问他们,“那时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这位助理形容这是一个“老段子”。

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的学习曲线,和他在上任初期向伊朗伸出友好之手的举动相仿:最初,他期盼昔日对手能够捐弃前嫌,但后来被现实惊醒,最终采取务实政治方式。官员们辩称,区别在于,在中国问题上,更强硬的态度并没有导致僵局,而是和一个注定要和美国打交道的国家确立了一种建设性的互谅互让的关系。

“尽管有种种分歧,但中国还是在伊朗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表示,他曾多次到访北京去传达美国的关切。“尽管有些不稳定,但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在约束朝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总统的亚洲议程引发了很多问题。鉴于美国将要大幅削减军费预算,批评人士质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兑现诺言。疲于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五角大楼,在转移部队或舰船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规划——事实上,在奥巴马已经宣布这项战略后,一名海军司令官才被叫到白宫,与总统首次会晤。

美国战略东移的举动让中国对美国的动机产生深切怀疑,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美国是在试图包围中国。尽管有大量关于互谅互让的言论,但最近克林顿出访北京时提到南海争端时,还是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严辞拒绝。

“中国方面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乔治·W·布什主政时期的亚洲政策制定者、现就职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迈克尔·J·格林(Michael J. Green)说。“第一年是希望和改变,第二年是锋芒毕露的反击,这一切在中国方面眼里是极其不连贯和不可预测的。”

总统眼里的亚洲

奥巴马会把视线转向东方,这不足为奇。但这位总统眼里的亚洲并不是屹立在狂风中的长城,而是热带气候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助手们说,和上海的蓬勃活力相比,他对雅加达的慵懒节奏更感到自在。

一名高级顾问还记得奥巴马和印尼总统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2010年多伦多的一个峰会上共进早餐的情形,当时的气氛是如此放松和安详,以至于事后奥巴马的幕僚长、活力过人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对总统说,“现在我算见识到了你的亚洲气质。”

尽管有自己的偏好,但奥巴马下定决心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不冒犯中国。比尔·克林顿曾在1992年把中国领导人称为“北京的屠夫”,与他不同的是,奥巴马没有怎么提到中国,而他在外交政策上经历甚少,让中国方面几乎无法对他进行估量。

“我们试图把他介绍为美国第一位亚太总统,”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说。他后来辞去大使一职,转而角逐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洪博培说,奥巴马在和中国官员交流时相当高效。“但中国人对奥巴马总统感到困惑,”他说。“他从哪儿来?他在想什么?他还是有点像是个迷。”

鉴于执政初期的奥巴马聚焦于阿富汗和伊朗等优先事项,其他官员争相主导中国问题。后来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提出,美国应当进行从中东转向亚洲的“再平衡”。急于重振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作用的克林顿,把中国列为其首次出访的目的地。

但在北京落地之前,克林顿似乎打算回避人权问题,表示对中国提出形式上的抗议,然后得到意料中的回应,这种方式似乎没有太大价值。(她很快改变了做法。)

几个月后,奥巴马拒绝在达赖喇嘛访美期间与其会晤。症结不是会晤本身,而是时机问题——当时是2009年10月,距离奥巴马作为总统首次访问北京只有一个月时间。当时参与决策的一些官员现在后悔没有安排总统会晤达赖。

“我们没有预料到华盛顿政界人士会以那种方式设置关键考验,”贝德说。“或许我们应该预料到。”

局面在奥巴马访华期间没有出现起色。中方操控了访问过程,在奥巴马和胡锦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后不允许提问。白宫官员表示,此行比新闻报道所说的要成功一些,但他们对这样一种说法并无异议:奥巴马此行给世人留下的长久印象是,一个持有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快速崛起的强国对深陷困境的美国说不。

奥巴马任期第一年里也不全是和解姿态。2009年9月,奥巴马以在美国市场倾销为由,对中国输美轮胎开征惩罚性关税。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对北京方面施压,要求其让人民币升值,尽管它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显示了一些前助理所称的奥巴马“芝加哥政治人物”的那一面。这一面的他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就业的威胁。

一名助理回忆起2011年初的一次汇报。当时胡锦涛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助理向奥巴马汇报一系列外交和人权议题。奥巴马不耐烦地说,“人们唯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

划一条红线

不过,作为一名同情东南亚的总统,奥巴马很难忽略南海的紧张局势。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晤期间,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戴秉国告诉克林顿,北京方面认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邻国共享的南海的大片海域是中国领土,此言让克林顿惊愕。鉴于南海蕴藏着丰富资源,这个问题在经济上事关重大。

“此前中国在进行魅力攻势,对邻国下了很大功夫,化解担忧,表现出克制等等,”克林顿说。“然后,我认为中国开始展示肌肉。”

白宫决定划一条红线。两个月后,克林顿在贝德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冲劲十足的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的协助下,作出出乎意料的表态。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克林顿宣告,美国将过问海上纠纷的解决。中国怒不可遏,而越南和菲律宾觉得他们有了强大的新后盾。

中国也是奥巴马对缅甸打开大门的一个因素。在美国与缅甸军事独裁者长期疏远期间,中国设法将这个孤立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本周三,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了缅甸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

坎贝尔否认了有关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冷战式遏制的说法,称这种提法是“简单化而且错误的”。与此同时,他还说,“中国人尊重实力、决心和战略。”

坎贝尔和其他一些人称,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陈光诚事件。经过曲折但最终成功的谈判,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获准飞往纽约。

在中国忙于领导层换届之际,如今北京方面有时听上去像是陷于困境的一方。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午餐会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对多尼隆抱怨在南海问题上承受了压力。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高级助理的说法,杨洁篪说,“大国会被小国欺负。”

但中国没有显示多少后退的迹象。奥巴马向世贸组织提起最新申诉的同一天,中国也提起了针对美国的申诉。当帕内塔与预计将成为中国下届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时,他听了一大堆关于中日围绕一些小岛的领土争端的怨言。

一些前任官员辩称,回头看,改变的不是奥巴马,而是中国方面。贝德说,“人们说我们被现实教训了。并不是这样的。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有不同的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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