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四)

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毛泽东的思想演变

要解读文革的起源,就要理解毛对于文革前十年内负责的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反应。毛在其重要讲话中,通常以纵论国际局势开头,为其同事们评估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确定中国的政策和面临的问题。在文革爆发前十年内的国际形势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内容有关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国际政策和共产党国家的内政。从中方的观点来看,这一分歧始于 1956 年 2 月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两份报告。其中第一份是他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来关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政策分歧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的;第二份就是闻名昭著的“秘密报告”,中国人立即被它激怒了。

中共代表团事先没有得到警示,在上述秘密报告发表的 2 月 25 日,代表团也没有获准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会议之后才迅速得知这一情况的。中国人的愤怒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对于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批判矛头显然指向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的宣传机器迅速区分了这两位独裁者的不同角色。

中国人愤怒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的影响。那位曾经是毋庸置疑的领袖,并且集所有美德于一身、各地共产党员顶礼膜拜的楷模,突然间就被打碎倒地。在北京看来,这是高度的不负责任。当年晚些时候的匈牙利动乱,以及西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的脱党足以证实这一点。为了防止这样的后果(结果失败了),中共发表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对斯大林的评价,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强调他功大于过,尽管他的错误也非常严重。

但是,赫鲁晓夫在公开报告中所发表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才是日后中共与苏共论战的主要所在。赫鲁晓夫在两个方面修改了列宁主义学说:他宣称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预见到了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不是非得要通过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当时中国的宣传机构支持赫鲁晓夫关于战争的观点,对于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表示异议。与此恰好吻合的是,中国当时正在提倡和平共处的学说,与美国开始大使级会谈,同亚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它们的领导人如果听说自己的国家已经具备了革命的条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发展友好关系,而国内经历了数年的阶级斗争后,也开始解冻。

然而,随着 1957 年中期毛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朝左转,中共开始不断攻击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 40 周年的活动上,毛受到了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及其导弹优势的鼓舞,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与苏联领导人就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展开了争论,对与会的执政的共产党通过的联合声明作了一些补充。不过,苏联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毛在一次演讲中让共产党领袖们大为震惊。当时他似乎在镇定自若地思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战争也许导致人类中的一半人口死亡,不过此后全世界将实现社会主义。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毛似乎一心要促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战争的爆发。1958 年 7 月 13 日,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被左翼将领推翻,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分别开往黎巴嫩和约旦,支援那里亲西方的政权。人们普遍猜测它们将入侵伊拉克,推翻新生的政权。中国的反应比苏联的更为好战。赫鲁晓夫显然担心美苏在苏联南部边境爆发冲突,于是两次提议召开紧急峰会,与西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印度、联合国秘书长磋商,“以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已经爆发的冲突”。由于事实上没有爆发冲突,苏联领导人显然是担心西方可能对伊拉克新政权采取行动。赫鲁晓夫的儿子日后说赫鲁晓夫虽然起初很紧张,但是在“斗争的高潮,父亲感到如鱼得水。”

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反应既懦弱,又不友好:说它不友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希望印度参与会议,却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他准备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举行会议,而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说它懦弱,是因为中共的报刊《人民日报》争辩说,并不是搞绥靖政策的时候。相反,应该派遣志愿军到中东去——言下之意是让苏联派兵,大概是去保卫伊拉克革命。随着形势日渐明朗,西方不打算干涉伊拉克事务,赫鲁晓夫的调子也变得和中国的一样。危机消失后,赫鲁晓夫秘密飞往北京,试图修补两国关系的裂痕,并解决其它棘手的问题,他提议设立联合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受到中国人斥责的“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控制沿海地区,封锁我们”。

两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游泳池旁交谈,表面上修补了两国的关系,因此就有可能公开这次访问的存在。苏联实际上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既然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毛决心做给赫鲁晓夫看看,该怎么对付美国。毛上的这堂课就是 1958 年 8、9 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

8 月 23 日,在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 3 周后,中国人开始炮击国民党占据的近海岛屿金门岛,切断了其补给线。炮击的目的似乎是迫使守岛部队撤退或投降,从而显示美国人无力援助他们的盟友。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出美国愿意为国民党的救援船只提供护航,这场赌博失败了。中美的直接冲突似乎迫在眉睫。事实上,这场危机表明,只要有一星半点被拖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苏联人就不愿意根据 1950 年中苏条约协助他们的盟友。赫鲁晓夫只是在中国人明显后退,避免了与美国直接对抗后,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对中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

1959 年,赫鲁晓夫决定不履行给予中国原子弹样品及核技术细节的秘密协定。这又增大了毛泽东对于苏联的谨小慎微的不满。不久,苏联又不友好地决定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牺牲了主要盟友的国家利益,来促进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发展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领袖的友谊。在毛泽东看来,这两者都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中修改列宁主义学说的结果。1959 年 10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美国结束巡回演讲、访问后,几乎是直接飞往中国,参加共产党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庆典,而且公开告诉怒火中烧的东道主,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赫鲁晓夫在中国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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