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国的商业环境持续恶化

核心提示:中国的商业环境持续恶化,改变要先改中国的政府角色。


【图:谢国忠常年看衰中国房市和经济。】

中国的商业环境持续恶化。水泥、煤炭和钢铁价格仍然在下跌,产能过剩在很多行业都非常严重。

地方政府为了维持GDP水平而向亏损企业施压,令其维持生产。商品价格已跌至总成本价格以下,很快就会低于可变成本。如果地方政府想要保持现在的生产水平,它们就必须安排银行贷款来支持亏损企业的生产。

中央政府已经放松了流动性控制,银行借贷环境也已经变宽松,公司债券的审批速度大幅加快。尽管商品价格下跌,目前的生产水平可能会维持到四季度。当然,金融系统由于支持亏损企业的生产,未来将要承担更多的不良资产。

库存水平依然很高。煤炭、钢铁和汽车行业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要消化这些库存,必须大幅降价,并且减少生产。如果经济体系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依然维持生产,就会延长恶性循环的时间。不幸的是,过去几个月的流动性缓解只是增加了恶性循环的可能。

泡沫越拖越可怕

近来的一些新闻又似乎预示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五六月份的房地产销售量的确有所回升。任何市场调整都不是直线的,从6000点到2000点,A股市场泡沫的破裂过程也曾经历过几次显著的上涨。这种上涨不过是困兽犹斗,其原因是市场里总会存在着一些抄底投资者。当抄底投资者被彻底吞噬之后,这种调整也就彻底结束了。

房地产市场调整跟A股市场的调整很类似,只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罢了。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就像5000点时的A股市场。这个向下调整的时间至少要两年。中国的土地市场将面临巨幅调整,大多数城市土地价格可能会下跌80%,其金融后果也将会非常严重。大多数银行贷款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土地作担保的,如果土地价格下跌如此严重,银行系统将难以承担由此出现的不良贷款水平。地方政府在土地销售的黄金时期就扩大了其支出胃口,它们要经历一段艰苦的调整期才能适应新形势。它们拼命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将会在未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政府可能要面临或者货币贬值、或者土地价格崩溃的两难选择。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让货币贬值。然而,某些时候这种选择对于决策者来说将极具诱惑力。货币贬值的实质就是将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成本转移给民众,从而挽救拥有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美国在2008年就是如此行事,应当意识到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风险。

除了泡沫破裂,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前景也可能把中国房地产市场拖入日本那样的永久性熊市。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种下了房地产需求大幅下降的种子。这股力量是在房地产巨幅扩建之后出现的。空置房屋将会影响中国经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房地产泡沫破裂过程的延长,将会破坏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本,阻碍其创造信贷的能力。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恶化银行系统的平均资产质量。中国可能需要再实施一套计划来调整银行系统的资本结构,否则经济增长将会非常缓慢。

中国政府实施了很多政策来刺激经济。在货币方面,已经降低了利率和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在财政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减税,筹备了很久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的计划,亦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减税;在资本市场方面,政府削减了交易成本;政府取消了长假期间的高速公路费。但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有限,政府旨在以此制造巨大的心理效果。

然而,中国社会未来20年内对经济会存在很深的悲观情绪。已经公布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心理效果。频繁的零敲碎打的政策变更,意味着政府不愿解决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即政府部门过于庞大且效率低下。政府回避真问题,加剧了民众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担忧。

减税措施很多,但总量很小。我曾经提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想要稳定经济,至少要减这么多税。希望通过小额减税来获得巨大的心理效果,是不切实际的。

不平等之患

解决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时髦话题。很多人猜测政府将会出台缓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政策。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相关讨论都是误导性的,只会引发社会矛盾。

中国迅速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完全不能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相提并论。中国迅速增加的不平等是由于资产泡沫和灰色收入造成的,这两者都来源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它强化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促成了资产泡沫的产生。

在生产率提升所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民众可以从实际工资上涨中受益。然而,在过去十年间,中国选择了另一种发展方式,将货币供应增加了4.5倍,引发了广泛的资产通胀和全面通胀。这就把生产者创造的果实转给了那些能够最先获得货币供应的人,后者理性地将钱投入了资产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快速的货币增长将会导致资产通胀。因此,特权阶层的投机性收入是导致不平等的首要因素。

国有部门货币资源的集中,导致了灰色收入的大幅增加,这是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把货币增长转为通胀,通胀成本已经被扩散给了普通民众,他们从劳动中挣到的财产已经由于物价上涨而越来越不值钱。

投机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意味着向民众征收通胀税。这是由货币快速增长所维持的。因此,中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中国社会有关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往往把贫富阶层矛盾作为关注点,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类讨论应当关注资产泡沫、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政府在经济中过于庞大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灰色收入激增。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中国民众有仇富情结,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民众仇富并不是针对是一个人是不是富人,而是针对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富人的。民众怀疑中国的大多数富人都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致富的。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产能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极少有企业家能够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致富。

很多企业家放弃了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致富。相反,他们依靠培养同政府或国企的特殊关系来获得特殊优势,或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银行信贷用来投机。来自政府的特殊支持以及用他人的钱进行投机,是中国人致富的重要来源。正是这个原因,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仇富心态。

其他国家解决不平等现象的措施,例如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等等,在中国并不适用。增加税收实际上是在加剧不平等。富人通常都是权贵阶层。他们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合法的手段就是把个人收入隐瞒为企业收入,其税率仅为25%,而律师和企业经理人这样的专业人士要缴纳45%的所得税。这无助于公平。当然,拥有灰色收入的人更是根本不用交税。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无法用任何当前讨论的政策加以解决。

社会不满的根源不是表面上的不均等,而是实质上的缺少公平。要解决这种矛盾,政府需要实施包括减税和减小政府规模和权力等举措在内的市场化改革。任何有关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如果讳言改革,都是言不及义,在设计初衷上就是错的。

须先改变政府角色

中国依靠数量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有十年了。这种模式是寅吃卯粮,向未来借贷。工人过度加班,金融债台高筑,为了降低成本而忽视环境保护,依靠资产泡沫获得利润和政府收入,过度开发自然资源。

现在中国只剩下了一个能够维持未来增长的资源,那就是中国工人的生产率。他们的工资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才能维持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增加工资可以促进消费,提高生产率可以维持供给的增长,中国别无选择。

生产率提高有赖于有效的资源配置。当前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靠政府分配资源。金融资源由政府拥有的银行系统所控制,投资项目大多数都要经过政府审批,双管齐下,把资本配置的权力交给了政府。不改变当前这种模式,生产率就不可能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

即便政府部门的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经济的一半资金,它们还在扩张,由此增加了浪费和灰色收入,严重降低了经济效率。由于很多资本项目的初衷就是要让特权人士赚取灰色收入,这些项目的效率很低。这就是为何中国经济如此依赖投资和如此容易发生通胀的原因。

大多数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把中国的问题当成了跟其他国家类似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经济问题源于政府对市场的干涉。改革首先必须改变政府角色,任何不致力于改变政府角色的改革都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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