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孔誥烽:香港主體意識——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核心提示:《明報》評論文章談港人的主體意識。


【图:香港人迷失在自己的土地上】

港人一直憋在心裏很久、因自由行和雙非而在自己家園變成陌生人的失落感,通過今年一月的反D&G禁拍一次過爆發出來。

自此以後,香港日益大陸化引起的生活層面的不安,轉化成全城聚焦的公共議題。

在短短幾個月的爭論裏,你罵我法西斯我罵你左毒上腦、你說我很民粹,我揭穿你是天真中國膠、你笑現實政治很虛妄,我嘲弄後現代西人不知所云,拳來劍往,好不熱鬧。

一種香港主體意識(或曰主場意識)在討論中悄悄滋長。

最近,我們忽然看到不少帶本土意識的立會競選口號和綱領,如新民主同盟的「香港優先」、「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人民力量的「抗衡港共政權」、「守護香港」;公民黨的「拒絕大陸化」等。

香港主體意識的崛起,當然與三月的狼變有關。之前在曾蔭權時代,溫和民主派圈子流傳着一種反對曾政府要留有餘地的講法:曾怎樣不濟也是一個「香港仔」,身邊有不少民主派背景的智囊與親信;曾其實已為香港擋了不少(如二十三條),若曾政權一敗塗地,換來個幹部治港便不得了。

現在中共直接治港成局,含淚支持港仔特區政府以抗衡北京犯井的懸念,便一掃而空。本身具有香港主場意識的媒體人、添馬男等,不用再忍辱負重地替特府做spin doctors,乾脆走向反對陣營。操北京話的共幹直接亂港,以前「中央是好的、問題都在特區政府」的上訪農民思維,難再有市場;「繞過廢廢哋特區、直接與中央談判」的自毁自治路線,也難再自圓其說。

香港民主運動對一個本土論述的渴求,從未如今天般強烈過。但香港的反對運動,卻被中國民族主義禁錮太久。要建立有力本土論述抵抗大陸化,又豈能一朝一夕?

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的套套邏輯

香港反對運動的崛起,不少人都會追溯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中文運動等,而不少當年的參與者,更明言六七港共暴動對他們的啓蒙刺激。可以說,從1970年代社運、學運演化而來的香港民運,有很大部分是繼承了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反帝反殖、讓中國站立於民族之林」的民族主義。他們與中共專制者和港共的分別,只在於他們在強國意識之中,加入了建設民主中國這一項而已。被反殖民族意識主導的主流民主派,當年都支持「民主回歸」;在最近的反國教民意大爆發之前,他們都支持國民教育。由此至終,中國民主化皆為他們的終極願景。

民主派支持1997後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香港範圍內進行民主改革。但香港的自治,有自足的意義嗎?須要長久保存嗎?抑或只是中國大陸還受專制統治時,香港與大陸作區隔的臨時狀態?假若有一天大陸變天,香港還須不須要自治?我相信大多數民主派,對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楚的想法。

在主流民主派朦朦的眼裏,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血肉相連,也血肉模糊。香港民運被視作中國民運的先鋒,但中國民主化又被視為香港民主化的前提。民主派被綁在這種曖昧的套套邏輯(tautology)中,在北京的圍堵與進迫前意志漸喪,只剩下拉橫額、跳海、推骨牌表個態便算交差的戲碼。民運也成了多一個議席少一個議席的加減算術,迷失方向。民主派疏於建構有關香港永續自治的論述,則為他日北京按時或提早取消一國兩制,掃清了道路。

「集體回憶」的呼喚

這個思想困局終在03年七一之後被打破。當時有民主派朋友發出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呼籲,並將香港稱作一個「命運共同體」。但誠如王慧麟博士最近指出,當時提出的幾個核心價值,其實只是某種普世價值,並不本土。不過同時被提出的「香港命運共同體」說,則暗示了一種從香港過去特有歷史文化導引出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主體建構之嘗試。

這個命運共同體的意念,與出現在保衛喜帖街、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菜園村等一系列保育運動中的「集體回憶」論,一脈相承。兩者都是嘗試從香港住民過去某種共有的歷史經驗去建構一個共同身分認同,再將這種認同用作推動社會、政治行動的的槓桿。

「命運共同體」、「集體回憶」論出現之後,香港的本土論述加速發酵。一方面民俗學者陳雲在其報紙專欄承着1997年後本土民俗歷史寫作的潮流和本土保育運動的氣勢,梳理香港各種城鄉風俗、宗教源流與鬼神傳說,重構香港在嶺南地方文化、中華正統文化和歐西現代性下形成的獨特精神面貌。同時,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亦提出香港在一國主權之下其實享有「次主權」的論斷。公社兩黨在2010年發動變相公投並得以成局,則開創了一個香港住民就本地大事進行住民自決的原型。就這樣,本來模糊的本土論述向下與庶民日常生活記憶連接、向上與將香港自治現狀在法理上和政治上永續化、行動化的試圖共振。這些發展,加上北京加緊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引起的反彈,使一個利用一國兩制提供的每寸空間堅決主宰自己命運的香港主體意識破繭而出。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乃這個意識暫時最清晰的表述。該書將之前不少人講到口邊卻不敢、不懂講出來的話全部白白地講出來了,不引起不安與震撼才怪。該書觸發多數港人的共鳴,長期高踞各大書店暢銷榜首並獲香港書獎。但它在傳統社運、民運圈引起的恐慌與圍剿,卻體現了我們在思想上的惰性與矛盾。

中國民主夢,做還是不做?

香港本土意識日益高漲,但不少社運民運人還被幽禁在「香港民運從屬於中國民運」的固有觀念之中。胡錦濤來港,不少民主派不抗議西環治港破壞一國兩制,反而重點請求中央徹查李旺陽死因。現在胡的親信周強說已查,還笑騎騎地重申自殺無可疑。並無打算將舞台移到大陸去的朋友,又可以怎樣在香港主場將行動升級?

如果你是在等待中國激變,準備到時立刻北上延續1989年中斷了的那場中國民主夢,你們又有沒有為中國這個龐複大國轉型時可能要經歷的反覆做好準備?萬一中國出了一個米洛索維奇式或普京式的民選領導人,我們應怎辦?香港還要不要堅守自治?抑或要溶進中國政體轉型的火焰之中?我們當然應該對大陸的不義之事繼續揭發、批判,並對大陸的有心人提供我們力有所及的援助。但以香港為主場的政團要直接推動和參與中國民主化,除了說說之外還可以做什麼?誰真的相信定時在西環散散步,便可以激發國內的茉莉花革命?

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我們,都一同在那個廣闊的蔚藍的陽光的八十年代,做過中國民主夢。但歷史的機遇錯過了中國,現在要回也回不去了。在過去二十多年,愛國教育的狼奶已經滲入中國社會肌理的深處。一將功城萬骨枯的盜匪皇朝邏輯和以財富衡量對錯的資本主義邏輯結合,民情歪變。崔健、張楚和唐朝消失了,卻出了很多章子怡。劣幣長期驅逐良幣,正直的人活得愈來愈苦,變得愈來愈少。最近聽一位中國老學者說中國能產生薄熙來夫婦這樣邪的權貴,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已經變得太邪了,不無道理。

若中國出現激變,誰都希望中國可以和平、迅速地過渡到穩定的民主法治體制去。但誰能說得準?誰又能保證大陸的多數人能理解和尊重香港在與中國歷史分途多年時累積起來的歷史記憶、文化習俗和價值追求?立足香港,我們對中國只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香港能為中國民主化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先將香港的永續自治和城邦民主建設好。要這樣,香港民運便要先擺脫戀母情結,獨立成人。離開是為了回來;要歡愉地重聚,便先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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