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序蔡东豪《中国模式》

核心提示:港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这位港人蔡东豪高举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是开明、是法治、是理性、是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是持之以恒的谨慎管理、是用人唯才,是能者居之……


【图:2012年6月27日,小学生参观香港国民教育中心时参加升旗仪式。】

“中国模式”是个常见常用的词汇,然而界说涵义,言人人殊,耶鲁大学金融学系学者陈志武就此立论著书,书名却是《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就像陈志武教授,蔡东豪同样信奉市场经济,认为中国开放后的经济民生飞跃向前,完全得力于自由市场的核心价值得到中共认可,过去全面领导经济的国家机器还腾出空间和“戏份”让人民分沾,这种改变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动力,摆脱一穷二白的困境。

可惜为山九仞,尝到经济甜头后,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国内中产,既满足于高增长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满意于集权领导一言九鼎的“办事效率”,对于进一步健全市场的公平竞争、法治基础和资讯流通等,皆淡然处之,毫不积极,遑论对民主制度的索求。“市场”受政府人事而非明确政策的规范,官商合作与官商勾结的区分,关键往往不在乎法律标准,而是仰仗的官员是否仍然当权!

明白经济增长能磨灭“思变”之心,维稳高于一切的集权政府,遂以大量投资,推动增长,把资源错配和迹近浪费的弊端视作等闲,中国此一“Grow out of the problem”的招式,以作者看来,实不足以Grow out of the problem(p.57)!政治领导的掌控意志与市场的无形之手相比,前者的手愈伸愈长,后者则“得些好意便回手”,形成官方垄断的产业,通过并购而大事扩张,民企与个体户生意则相形失色。作者对中国过去十年八年间这种“国进民退”的逆向走势不以为然,因此疾呼:“我不信!”

不信又怎样?综观天下,中国毕竟仍是世界有数潜力无限、庞大活跃、很多机会、同时也布满险阻的市场!蔡氏曾为分析员、传媒人和金融界业者,其专业识见,不难赢到人们对其观察和分析能力的信任,高喊不信中国模式,极其量只是开场白的sound bite!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现役总裁,国内市场再不健全,只要有生意可做,蔡东豪还是要厕身其间,不断打拼,尽其所能,追求实惠!结集当中,环绕他在国内外营商的探索见闻,才是最值得细味和参考的精华所在。

国内近年时有民企老板遇害自杀的消息,民企日子难过,以Tony之见,最大压力,不是来自中央——“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极权管治,中央政府犹如一个北欧民主政府”(p.21);为什么“人民大翻身”了那么多年后,源自封建社会的“山高皇帝远”、“唔怕官最怕管”、“伴君如伴虎”等等的情况,还是那么鲜活地逼到人前?享有民主的欧美国家,人民何尝不也狼狈不堪?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使他们对政客的庸碌无才,同觉气炸,可是除了认命,似乎也只有接受现实而别无选择(新选出的政客一样难有作为)!相对之下,经济还有增长的中国,人们便不会贸然为挣脱压力而生“非份”之想了。

没有选票的牵制,技术官僚原本可以凭其专业能力、心无旁骛地挑起管治的责任,香港当年看重文官制度,用意亦不外于此。可是技术官僚的专业判断永远敌不过贪腐的败坏,国内的地方政府,由于官员并非民选,根本不必顾虑各方争议,但是贪官污吏却把原来该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程序扭曲,自把自为,正道迷失,决策生误,百病丛生。香港回归以后,负责“领军”管治香港的,在作者笔下,是由“阿爷”、公务员和从政者合成的“骑呢铁三角”,就像分工不清、管理脆弱的商业机构,业绩难看,自不待言。过渡十五年来,香港管治乏善足陈,有如鬼魅缠身,群众之于“领军”三方,绝非真诚的服务对象,而是受用听命的“附庸”之辈。尊重独立人格的自由社会,人们可以是其是非其非,可以开怀无惧不偏不倚地表达意见,一旦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附庸,便身不由己,言难由衷。一日未有通融共识和迎合情理的社会秩序,一国两制有意保留殖民地管治那些推崇法治、尊重制度、重视程序、奉行能者居之的铨叙考核和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等等的优点,便逐一出现破败的迹象。

纵使不信中国当前的国进民退,蔡东豪却十分肯定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前提是从计划经济走往市场经济,虽然她所走的,不是一条平稳直达的康庄路,过程有快有慢有进有退,但是取向清晰,目标不移。反观香港回归以来的变化,倒真凌乱得深不可测,五十年不变的原意,如今是否已经出现因循怠政而“走样”?急于兴革的行政长官会否忽略程序、人事和职业官僚的谨慎作风而把港人向来珍视的质素弃如敝屣?

借“兰桂坊之父”盛智文不获领汇股东支持,未能连任非执行董事一事,作者轻轻带出香港企业管治文化在质与量方面起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他提到国内企业对独立董事的规限,更为严谨,而证监与港交所的监察与管理,功能有否松懈?那是一个包括笔者在内的港人极为关心的问题。财经界似乎是中港最有共通语言的领域,蔡东豪却藉着上海地产的“股票空手道”一案,指出国内的商业社会文化布满陷阱,连只是提供专业服务的香港法律界资深人士,也未必具备足够的警觉性而终至失觉失误而陷狱。

像在国内山寨货与盗版之间的磋议,作者对香港的未来,也感矛盾。结集有一文题为〈我信唐英年〉(p.95),不过,信又怎样?香港人迎来的,是他感到〈陌生的梁振英〉(p.85)。生意人永远追求生意,是利己利人的人间实惠,那与有抱负的政治领袖一样,他们并非没有为国为民的存心,可是一入权责倾斜,缺乏制衡、理性没有用武之地的社会,造福社会的再好意愿,也有可能换来事与愿违的人祸。

无论是在政界、财经界或工贸界,蔡东豪高举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是开明、是法治、是理性、是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是持之以恒的谨慎管理、是用人唯才,是能者居之……。很多香港人都有差不多的理念,蔡东豪以文字写下他的见解,从实例说明事有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香港未来是循理性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本仍存真挚的香港人所写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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