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访谈系列:婚姻法与中国的两性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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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这里下载收听(下)

本期嘉宾:大陆媒体人、时评人彭晓芸女士和两性专栏作家黄海涛先生

YZ: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是来自福建,它的出生性别比达到你刚才说的3:1,三个男孩才有一个女孩,但是福建的统计可能有问题,因为它统计的是独生子女,就是独生子女里面的男生有300,女生有100,但是它没有统计所有的生下来的小孩,比如说二胎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又生下来的,可能是女孩,就没有列入这个统计中。

YZ:不过即使是统计上有偏差,或者各个区域程度不同的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统计上来说,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会有两千――三千万男性是注定找不到配偶的,如果他们不出国找的话,或者不等待更小的女孩的话。

HHT:我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担忧,为什么呢?如果说几千万人找不到老婆,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你要找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比如说同时出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很多老男人找小女人,可能在很多地方,比如在广西……

YZ: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即使是找更小的女孩,还是需要把胎儿性别鉴定的趋势扭转过来,否则年龄更小的群体当中还是有更少的女孩,男孩还是更多。

HHT:我的立场不是否认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我也不是说因为性别选择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不同意这一套话语,就是因为在婚配市场上有几千万人找不到老婆,所以全社会都很焦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跟很多人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同性恋不是很好?男的找男的不就解决了吗?[YZ:但是这个不是你想同性恋就可以同性恋起来的嘛,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一些discourse,都是一些话语建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团体怎么利用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为自己的利益来服务,对异性恋来说,可能这个性别比失调会影响到很多人找不到老婆,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对我来说,这更多是一个人权问题。

YZ:从总体上来讲,它会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人的观点就是男女性别比失衡不一定对女孩是福音,因为女人受到性侵犯的可能性更大了,有那么多的利比多没地方释放,总得找个地方释放,哪怕犯罪也在所不惜。

HHT:这是我不太同意的一个看法,要是说力比多多了,或者说那么多的男孩找不到老婆就会性犯罪。这个更多的是和法律、教育有关系,比方说,你不会去强奸一个市长、省长的太太,因为她处在不同的权力关系。我们说强奸和性犯罪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权力关系,你处在优势的位置,一个男人不是对所有的女性都敢于施暴,如果那个女性处于强有力的位置,是你的上级的太太,也不可能见到她就扑上去,对不对?我们说性犯罪问题更多的是权力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力比多。要么军队里面全是男人怎么办,寺庙中全是男人或修女,也没有证据说军人和和尚特别容易出强奸犯,对吗?这个不是可以成为证据来说明男多女少一定会出现性犯罪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是法制和教育的问题。

YZ:晓芸,你怎么看?在未来几十年肯定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衡情况下,被觉得中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吗?还是象海涛说的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PXY:我理解你提的问题的背景和所设想的未来,没有一种内在的设定,是不是女性变得尊贵、稀有了之后……

YZ:只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需求供给规律,当然这么讲很不符合海涛的语境构架,但实际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就说三、四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他们都会争先恐后地说我们房产证会写你的名字,那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PXY:我觉得你这是比较机械的、模型的设定,我不排除在同一个阶层当中,如果男女比例确实失调的话,在这个阶层内部可能确实会产生一种择偶上的往上或者往下的挪位。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因素,我比较倾向于海涛的意见,为什么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呢?因为所谓的缺的那一块,比如将来可能会有三千万男性找不到老婆,他们当然会位移的。他不是强势的男性找不到老婆,也不是说,有权有地位的、所谓在男性那里被视为优质资源的年轻貌美的女性找不到对象,或是不是因此变得更加抢手,假设我们整个社会的择偶观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它只会产生不停的位移。比方说产生更多的”剩女”。在价值观上比较先进的一些、走得快一些的女性,她们可能不愿意妥协,她会保障自己的自主和人格尊严的条件下,她不一定会向男权社会妥协,这就产生的”A剩女”。那么找不到老婆的是那些男性呢?反而是所谓C和D类的男性找不到老婆,他们可能最终回农村,会去买媳妇、这些状况这是整个社会现在也会存在的问题。为什么经常人们会说”剩女”是一个伪命题,剩男会更多,其实现在也存在剩男更多的问题,假设我们严格地按照人口比例来讲,严格地按统计学来统计,未结婚得男性不比女性少,但为什么人们会关注”剩女”而不关注”剩男”呢?因为所谓的”剩女”是在城市中的中产业好,条件不错的女性、教育背景不错的女性,所以人们会关注,她们属于比较有话语权的阶层,所以我觉得这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条件,不会成为社会价值观和两性关系、性别生态产生变化的关键性因素,至多只是提供一个变量而已,关键性因素我同意海涛讲的教育、社会的价值观的改变,只有这些东西改变之后,才会产生A女愿意和B男结合,不一定非要找一个经济收入比她高的;经济收入比较低的男性也愿意找一个收入比他多的女性。在双方都愿意的条件下,婚配环境才会发生改变,否则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YZ:那今天我准备的话题就是这些,两位愿不愿意做一个总结?

HHT:顺着晓芸刚才说的关于男女比例失调,作为国家宏观政策来讲,更需要做的是保障不同人口的基本福利。如果看看北欧的状况,比如瑞典,可能他们的不结婚指数在世界上是处于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当我在瑞典做了两个月的访问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单身的家庭,他们得到的福利足够支撑他们单身的生活,这时作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来讲,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考虑当社会进入老龄化,当社会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被照顾,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靠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另一个问题就是单身人口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包括性别平等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单身者出现,在瑞典为什么单身者不成为问题,而在中国大家都把找不到老婆作为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最大的问题?我设想的思路可能中国还是要从全民最基本的福利入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对特定群体找老婆遇到困难,整个社会全部的压力都压到了特别的群体,比如剩女或剩男问题,这个作为宏观政策来讲,应该照顾不同人群的需求。比如在瑞典,九百万人口中可能已经有两百万人口都是处于单身状态,那么从国家来讲,既照顾家庭,也照顾单亲母亲,也照顾独身者,对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基本福利的保障问题。

PXY:刚才海涛讲到瑞典的情况,我突然想到在台湾这边,因为你提到出生的性别比问题,台湾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出生率很低,[YZ:而且是世界最低。]对,很有可能人口的负增长的时间会从2026年提前到2022年,就会进入到高龄社会。因为台湾有比较完整的女权运动的历史时期,包括现在整个社会上有整个的性别平等、性别公正的政治正确,加上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他们已经能够超越女性为了生存而去做各种交易的状况,可能会相对少一点,这会导致结婚人口的也很少,而女性即使不结婚也不会成为大陆所说的”剩女”,她们就是处于恋爱关系但是不结婚,又导致婴儿出生比例降低,我觉得在全球化趋势下,各个区域程度不一,但这可能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在有些主张家庭观念,和为人类负责的人,包括他们提出来要马政府干预、构想如何应对老龄化的社会到来的政府层面的立法或政策。我觉这可能是一个势不可挡趋势,只能去面对它,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讲,也许将来会有回潮,但是个体化生存是大的趋势。婚姻的作用和生育的作用慢慢地成为精神性的需要,女性生一个孩子可能只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的精神纽带的作用,而不是养儿防老,中国社会显然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社会才是一个更尊重个人尊严的社会,你提到这些问题显然还是中国社会中女性还在一个求生存的阶段,才会出现这么多房子、为了钱、为了几个富贵阶层的女性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局面是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的呈现。

YZ:说得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先到这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与二位再交流。

PXY、HHT:再见。

(本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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