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手记:镇坪七日

核心提示:《财经》记者徐凯记录一位父亲的维权之旅。


【图:第一次进京被阻的邓吉元】

6月26日,当官方结论被公布时,邓吉元正躲在湖北十堰,托朋友去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22天前,他怀孕七月的妻子被强制引产。

安康市政府的结论认为,这是一起违规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故,问责七名官员,其中撤职两名,行政记过三人,党内严重警告两人。受到处分最高职位的是分管计生的副县长,而亲自带队的镇计生办主任龙春来仅仅被党内严重警告。处理决定未提国家赔偿,只是要求县政府给予“经济补助”。而这些,邓吉元并不接受。他说,我想要依法处理。

1

“我想要去北京,你能不能帮我?”22岁的冯建梅在电话里问我。这是6月21日晚上十点多,未出生的女儿被引产17天之后,她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仍住在镇坪县医院二楼产房,六号病房。

这天白天,她的丈夫邓吉元试图离开,在县城车站被远道而来的安康市副市长拦了下了。事后,奉命“照顾”她的人数增加了几倍,在走廊上,在旁边的病房里,每个前来看望她的陌生人都被拦下询问,她的丈夫、母亲、妯娌都有专人跟踪。这样的牢笼,一个刚刚被强制堕胎的妇女怎么受得了?又怎么能逃得脱?

接到她的电话之前,我已经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镇坪了。此前来到镇坪的同行告诉我,他们被要求离开,发的稿件也已删掉。另外两位同行,稿件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就胎死腹中了,就像冯建梅肚中的孩子。已经不断有电话打到单位询问我的情况了,我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电话里的她嗓音不对,似乎刚刚哭过。她说,这么多人看着她,难受。她想象着,去了北京,一定会有很多人帮助他们,就像曾经远道而来提供援助的律师张凯和学者杨支柱一样。第二天邓家大姐才告诉我,在给我打电话之前,成成(她的小名)在卫生间里哭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一阵难受。就算到北京,又如何呢?那套体系已经运转起来,从北京到偏远的镇坪,一张大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没有漏网之鱼。但我理解她迫切逃离那个地方的想法:不要被人当作囚犯地看着,不要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北京”听起来像是个自由的地方。

她说,她身手敏捷,可以用床单绞着窗户的横梁跳出去,让我在楼下接着她。她的坚定,可见一斑。但这是个危险的计划,我不同意,要她视情况等到凌晨想办法走出来。

那天晚上,终究没有走成。5岁的女儿邓欣雨,跑出去玩儿,突然又跑回来,问她:妈妈,你要去北京,我怎么办?她感到心里发凉,问欣雨,谁告诉你?欣雨指指门外,那里,那些叔叔——其实就是政府派来“照顾”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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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西安交通大学度过小半年时光,因此对陕西还不算陌生。但镇坪的偏远令人惊讶,从西安坐车经高速公路到安康市,要花上三个多小时,而从安康市到镇平县城,更是要五个小时车程。6月17日那天,我要从安康市到镇坪县,车子在离县城大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抛锚了,足足花了八个小时才到达县城。

这一路上都是大山。从西安到安康,横亘的秦岭山脉气势巍峨,一个个穿越山体的隧道,提示着早年交通的艰难。从安康到镇坪,则是大巴山,由于没有隧道,只能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兜兜转转。

镇坪县位于陕西、湖北和重庆三省交界处,所谓“鸡鸣一声闻三省”。镇坪的天气极好。和闷热的西安不同,大山环抱的镇坪气温要低得多,空气中带着微微甜味。由于气候条件适宜,这里盛产腊肉、笋干。耕地面积很少,但山上各种珍贵林木、药材很多,珍稀动物如云豹被当地政府视为名片。

5年前,因为农民周正龙的一张“华南虎”照片,这个小县的名字广为传播。我接触到的镇坪人,多数性格温顺。周正龙是一个例外,他性格强势,喜欢指使别人,也敢于和政府对抗。

镇坪县城很小,步行15分钟就把县城走了一遍。这里只有一个邮局、一间医院。当地一名警察告诉我,整个县只有5万多在籍人口,常住人口则不足5万。

邓家在曹家湾(冯建梅最后被带走的村子)的一位亲戚,曾经在甘肃金矿上打工,见识很多。他指着村口的吊桥告诉我,这座桥还是十几年前修的,村民们为吊桥的事情,已经多次找到曾家镇政府,但一直不给解决。离这里不远,一个新建的养猪场,却被政府安排修建了一座水泥桥。

这座晃晃荡荡的旧吊桥,当冯建梅被计生办的强制带走时,她曾在途经时挣扎过。

3

那晚没走掉,冯建梅说,她一晚上都睡不好。第二天,她下定决心,接受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此前,政府的人告诉她,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不要把中国人的事捅到外国去。一家日本媒体,就被她拒绝了。但在这期间,政府一再失信,没有兑现承诺。

采访结束后,邓吉元决定再次离开。这是6月22日下午两点多,他带着女儿,邓家大姐开车,载着邓家老父亲和我。由于是三省交界处,我们本来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庆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议走重庆方面,但安康市是他们最常走的,而且邓吉元还想回家拿换件衣服。

我知道这条路线的风险。既然第一次没走掉,现在盯着邓吉元的眼睛遍布整个县城。何况这条经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拦下了。那时,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联系了张凯律师和腾讯微博的朋友,告诉他们,一旦有事,会请求他们帮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证邓吉元不被镇政府的人带走。

车行半个小时,一辆大型卡车就停在路中间。大姐下车,换了车技很好、曾经开过大车的邓吉元,才堪堪过去。但随后,大姐就发现,一辆镇派出所的车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我让大姐靠边,结果这辆车也跟着我们停下了。

往前几公里,已是下午三点多,又看到一辆横着“抛锚”的车,政府的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车辆,声称邓吉元有问题,要带他回去。邓吉元不肯,但说不过对方。

随后,那名采访过邓家的德国记者也出现在现场。场面愈发紧张起来,几个所谓喝醉了的“村民”冲过来打邓吉元,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我正在和赶来劝解的曾家镇陈姓政协主席“叙旧”,突然看见离我们五六十米远处的邓吉元被人冲上去踹了一脚,我立即冲上去喊了一声:“这么多政府的人在场,怎么有人打人!你们都不管?”

随后有警察赶来。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动手打邓吉元的所谓“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说,刚才是和我打架!于是才有了警察认为我是当事人,要带我回去调查的事。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又改口说带我回去“作证”。

当我被诬蔑打架时,我找到事发时和我说话的政协主席,问他:你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对方嗫嗫嚅嚅说不清楚。当情绪与焦点引向在场的外国人之时,参与围堵的另一人反反复复骂我是“汉奸”,他说,钓鱼岛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么大点事,你们就要来我们镇坪弄?

以上过程,通过现场的多个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经过这一场风波,走是走不掉了,当晚7点多,邓吉元被带回镇坪县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终还耗时一个多小时做了份证人笔录。

当晚10点半,在警察与宣传人员的“护送”下连夜送赶到安康。

一路上,除了偶尔可见的野猫,只有头顶璀璨的星光。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点。

4

在离开镇坪当日,律师张凯和学者杨支柱对邓吉元是有些失望的。他们本来抱着期望而来,但邓吉元没有在当时委托他们。

政府一再食言后,邓家妹妹吉彩骂自己的哥哥“软弱”,“活该受欺负”。比邓吉元小七岁的冯建梅,也对丈夫时有怨言,甚至疑心他的立场。

邓吉元个子不高,娃娃脸,乍看起来像个孩子。可能是为了显得成熟,上颚一直留着胡子。他自我评价,“只是个老实人罢了”。

我刚开始也曾疑心过他,是不是想多要些赔偿。但多日的接触后,我倾向于认为,他更多的只是天真而已。他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出自对政府的信任。“政府”不是抽象的概念,那里有亲切的慰问,诚恳的脸,美好的承诺,拥有无限的权威和所有的组织渠道。政府里还有朋友、亲戚、老师、同学和邻居。那天被拦住时,他被逼急了,对政府的人说:你们总是拖拖拖!总是在骗我!

随着政府的一再拖延和不负责任,他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一次走不了,他做了第二次尝试。两次走不了,当我离开后,他终于独自一人消失在大巴山里。

6月28日,失踪了5天之久的他出现在我面前并告诉我经过时,我不由得佩服这个年轻人:在亲戚家躲了两天之后,他用障眼法骗过当局,然后凌晨徒步从化龙山的后山绕过检查站,从十堰坐火车北上。

他仍然犹豫不决,他仍然时时不知所措。但从当初对当局的信任,到逃亡北京,他的世界观显然翻了个底儿朝天,他委托了当初被自己拒绝的张凯,来替自己谈判和打官司。古道热肠的张凯和这家人一样,都是基督徒。

他到达北京的消息一经传开,那边对冯建梅和邓吉彩的看管明显减轻了。政府派出几路人马,赶赴南京其母处、代管微博的表弟阿三处“看望”。另外一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现任镇长(前任因此事被撤了)和村支书,则赶来北京“看望”他。一见面,邓吉元才搞明白,对方只是想把自己带回去而已。

5

网上辱骂邓吉元一家的网贴,泛滥如潮,冯建梅看一次难过一次。6月22日后,连邓家的亲戚前往看望他们,也要经过政府的“登记”。后来,冯建梅的妈妈要离开,也只能由政府的人“护送”。无法离开医院的冯建梅告诉我,她真的快崩溃了。

痛失孩子的冯建梅一直“要求惩凶”。相比被动的邓吉元,她一逃再逃的行动,虽然是被逼的,但行动都是她发挥能动性创造的。现在,她只能哭泣。有一天晚上,当政府找人劝说他们时,她再也忍不住,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哭。

邓家妹妹吉彩,性格坚强,以前她总和这个嫂子吵架,但事发后,最替嫂子鸣不平的就是她。她在网络上发声,接受各路媒体采访,还和政府派过来的说客辩论,最终把对方气走了。有一次,县人大主任到病房,要求我离开,吉元同意了,但吉彩起身说:我送你!和我一起离开了病房。

当吉彩把那张“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世间公道在”的图片发来时,我欲哭无泪。上次看到这种手段,还是在重庆李庄案中,庭外打出“黑律师”的横幅。李庄毕竟是北京律师,背后有中国法治界种种资源支持。而邓吉元一家,是偏远山区的升斗小民,犯得着用这样的手段么?

从逻辑简单的基层计生违法事件,发展成为各种权威力量总动员的维稳故事,体制如此紧绷,缺乏弹性,固然不意外,却也令人绝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介入一件新闻事件中,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应当恪守的原则:保持距离、冷静记录。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介入事件,不仅仅影响到了记者的记录者身份,还不一定能帮助到当事人。我也不断地问自己和朋友:我真的帮助到这家人了吗?我的行为是否有违职业守则?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在微博时代,很难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方式和细节上,仍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无力,是自始至终的切身感受。

被政府强制引产并控制,却被人当成卖国贼“痛打”“驱出”的那家人,是此刻我最关心的事。就媒体记者的身份而言,考虑事件能够触及的制度层面更加重要。可是,也许这家人并不能承受这样重的负担。当美国妇女组织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示威时,连吉彩都害怕,甚至觉得对那个被示威的领事馆心怀愧疚。

新闻的热潮已经消退了。但和政府撕破脸的这一家人会被遗忘么?那些曾经、正在和将要被强制流掉的生命,也会被忽略么?我宁愿我没有答案。

从安康回到西安,要穿过一条长达十八公里,打穿秦岭终南山的隧道。尽管洞内有灯光,但那深入大山内部的黑暗,仍然令一车人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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