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广东为社会组织松绑

核心提示:从7月1日起,民间组织可以直接登记,并将可以进行募捐。评论认为这是广东为社会组织松绑的重要举措。


【图:助学23年的坤叔】

坤叔(张坤)这个名字,这两年在广东很响亮。

这名66岁的东莞人,人生选择很不同凡响。1990年代,他下海经商颇有成就,却选择了渐渐弃商从善。自1989年,他开始个人捐资助学,为帮助更多孩子实现上学梦想,他在1998年成立了“坤叔”助学团队,10多年来,共有2000多名贫困学生受惠。

困扰坤叔多年的是,助学组织长期没有合法身份。自2005年起多次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申请注册,却因找不到主管单位屡屡受挫。

坤叔的困境,是中国数以万计民间组织所熟悉的。依据中国相关规定,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并获得支持,才可在民政部门注册;没有通过注册,则相当于没有“身份证”,不获官方认可。

近九成民间组织未登记

这与社会组织的本义相违,但在中国形成已久,也因此,中国有大量社会组织游离在监管之外。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曾指出,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的民间组织处于未登记状态。

处于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最前沿的广东,在民间组织的发展程度上,同样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吻合。近年来,广东当局屡屡强调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试图在社会体制改革上再度走在全国前沿。在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上,广东则表示要逐渐向社会放权,致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是广东今年重点工作之一。依据规定,从今天(7月1日)起,在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不需要再找业务主管部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除外。这意味着,广东将成为全国试点,首度对公共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松绑。

“坤叔”团队的注册最终出现转机,被当做是广东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上的标志性事件。

去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要求解决坤叔团队的注册登记问题。去年10月,在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前提下,坤叔成功在东莞民政部门完成注册。

坤叔事例产生强烈示范作用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唐昊指出,坤叔事例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也给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传递出信号,未来必须不遗余力地支持公益组织。他说:“这体现出广东在社会组织管理的全新思路。”

广东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区域,也带动了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更需要包括公益产品在内的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唐昊也说:“社会公益的需求与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成正比。”

唐昊相信,广东7月开始实施新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之后,草根组织去广东民政部门申请合法身份的,将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

广州民办非企业5月起可募捐

广东今年另一亮眼改革措施,是针对公益慈善类的社会组织。在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社会组织发展上,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以“慈善大省”作为目标的广东,在慈善捐赠数量、民间公益组织的总体比例上,在全国处于前列。

自今年5月起,广州市将民办非企业单位扩大为募捐主体,除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红十字会、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慈善公益类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也可募捐。

这在中国是首例,意味着民间慈善组织将可能与公办慈善组织同台竞争,民办非企业自行发起募捐,将避免了被定位为非法集资的可能。

依据公开数字,截至今年年初,广东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2万8000多个,其中社会团体有1万3058个,基金会有200多个,民办非企业则有1万4000多个。广州市将民办非企业纳入被允许范围,大大扩展了募捐主体。

中国去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一度令官方与半官方慈善机构的诚信度跌入谷底。唐昊认为,在政策法律环境的鼓励下,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也符合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

他说:“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这一趋势,类似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曾经占据主导位置,但现在私营经济才具有绝对优势。”

公民参与意识催生公民社会成长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慈善资源仍然是流向政府与公办慈善组织。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的《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十字会系统中,只有1.3%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和福利院。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动正在不断成长之中,广州一个名为“义助会”的民间自发组织,便是其中一例。

去年由三名广州白领发起的“义助会”,运作方式是小范围募捐,由“义助会”成员每人每月捐献200元(人民币,约40新元),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一组织目前已有30名成员,均为圈内怀有同样抱负的人士。

尽管知道广东将放宽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但“义助会”并不打算去登记注册。他们从不在网络做任何宣传,甚至不希望组织扩大,其中一名成员说:“我们并不具备管理一个组织的能力,只是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像“义助会”这样的小型组织,在广东乃至全中国都很常见,他们的公民参与意识,以及更多独立社会组织的崛起,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而相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民间组织在涉及范围与治理手段上的优势,也为社会管理的创新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社会组织有待加强自律管理

不过,在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广东的这些改革举措,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门。而同样,“郭美美事件”不仅仅给公办慈善组织敲响警钟,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来自草根的社会组织也将面临诚信建设的问题。在放宽登记的同时,政府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自律管理,民间组织又如何不断完善自我的内部建设,将持续为外界所关注。推广德教太和观家庭服务中心模式

中国近年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广州则将之列为重点工作项目。目前,不管是社区服务中心数量还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总量,广州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都占据首位。

新加坡最大民间慈善组织德教太和观去年6月也入驻广东,成为第一家在广东“试水”的境外社工组织。

前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2010年在新加坡考察时曾到德教太和观参观,当即决定在广州推广类似的家庭服务中心模式。德教太和观目前在广州已开设三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另在佛山市顺德区内设有两个社工服务中心。

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各类帮助

依据广州市的规划,广州市财政将按每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年200万元(人民币,约40万新元)的经费预算来购买公共服务,到本月底,广州全市140条街道,每条街至少须建成一个家庭服务中心,实现社区管理工作的创新。

在这些服务中心里,社工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类帮助,包括解决医疗保健、居民婚姻、子女管教、家庭暴力等方面的问题。预防性服务也是当中重要一环,如在婚前准备课程上,帮助民众避免家庭冲突、更好与家人沟通等。

德教太和观家庭服务中心高级总监、中国执行总监黄光星告诉本报,广州的社会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社工的实际经验尚不足,不过,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中国目前很重视发展社会工作,并把它当做维稳的工作之一,政府认为,主动关怀民众需求,并通过专业社工来解决问题,也是在消解社会的潜在危机。”黄光星说。

为帮助广州社工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德教太和观除了与当地一所大学合作举办社工培训中心,也遣派专业人员为社工上课。

黄光星也透露,德教太和观未来可能落户中国更多区域,与当地政府分享新加坡在社工方面的管理经验。除广东以外,目前已有中国其他省市政府到新加坡参观德教太和观,并表示未来合作的意愿。
从今天起,在广东省内成立的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完成注册,这意味着广东将成为全中国的试点,首度对公共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松绑。

舆论普遍认为,早在1998年就已成立,却迟至去年10月才获准注册的‘坤叔助学团’事例是分水岭,

反映了广东当局在社会体制改革上走在中国最前沿的全新思路:逐渐向社会放权,致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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