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人物系列:艾未未(连载四)

核心提示:这是2010年,在艾未未还没有因“茉莉花运动”被非法拘押81天时,由《纽约客》的驻华记者欧逸文所写的人物素描。文章颇有欧氏风格,译文不是官方译本,而是非赢利性质的共享。如有希望进行商业转载的媒体请直接与作者联系。


【图:艾未未】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译注:“麦克·阿瑟奖”或称“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徐冰1999年获此殊荣。),他的艺术作品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 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 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 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 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

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 在停车场里,摄录机重新恢复了拍摄。

(本篇连载完毕,明天开始我们会连载下一位人物——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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