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人物系列:艾未未(连载三)

核心提示:这是2010年,在艾未未还没有因“茉莉花运动”被非法拘押81天时,由《纽约客》的驻华记者欧逸文所写的人物素描。文章颇有欧氏风格,译文不是官方译本,而是非赢利性质的共享。如有希望进行商业转载的媒体请直接与作者联系。


【图:艾未未】

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大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5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 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 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 60 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译注:Alvar Aalto 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产品设计的代表人物。)15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 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 1,001 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

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 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

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

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

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译注:据艾未未工作室披露的信息,“公民调查”一共收集到的遇害学生信息为5,214 名,确定年龄、地区、学校、班级等完整信息的遇难学生为5,192人。),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

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译注:这部被命名为《老妈蹄花》的纪录片有多处地址可以下载。)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

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 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

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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