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人物系列:王蒙(连载二)

核心提示:《纽约客》通过人物素描写出转型期中国的“浮世绘”。此处连载内容,版权为杂志和作者所有,我们提供的译文不是官方译本,而是非赢利性质的共享。如有希望进行商业转载的媒体请直接与作者联系。


【原文插图:上为王蒙,下为刘晓波。本文作者为査建英,她的哥哥查建国是一位不啻于李旺阳的“政治犯”,有兴趣者可以翻墙搜索。因此本文的客观性更令人觉得珍贵和难得。】

王蒙从文联领取月工资,住房也有补贴。他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写作和发表。全家人先是搬进了一座嘈杂的招待所,一间只有九平米的房子,门前走道里就是公共盥洗室,每天晚上窗外哇啦哇啦地响着公共电视的高音喇叭。在夏天透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他会把衬衫脱掉,只穿着裤衩,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几十年的压抑使中国人对新作品饥渴若狂,各种文学杂志喷涌而出。1980 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 150 万份;其他主要文学杂志也享受着几乎同样庞大的读者群。王蒙的小说以娴熟的笔法塑造了一系列黑暗年代挣扎存活下来的纯真信仰者的形象,引起了读者广泛共鸣。他也逐渐成为一位聪明老练的文化官员。

王蒙是一名机敏的演讲家,能言善辩,政治技巧纯熟,很快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他推动了更为自由开放的政策,同时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保持着温情、恭敬的关系。1985 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书名源于一种翻动时可以变换形状的日本玩具图书)出版。评家广泛认为这是王蒙最好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 1940 年代的北京,王蒙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刻画了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小说描述了一对纠缠于不幸婚姻之中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儿子逐渐萌生的革命信仰。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为中国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当有人评价说王蒙“是个好人,但当部长没有政绩”时,他反驳道:“可我取消了对歌舞厅的禁令啊!”王肯定是一个自由派部长。他致力于推动文艺领域的开放与多元,邀请西方艺术家例如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来中国演出,并且尝试引进一点市场化的措施来为那些全靠国家养活的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活力。

然而,极度亢奋不断发酵的八十年代后期,使这些姿态显得苍白无力。“文化热”正在高歌猛进。“解放思想”当时是党的号召,但年轻作家和批评家们接过这一理念向前推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官员们的盘算。他们没有时间与耐心去理会王蒙谨慎的社会改良主义。那个时刻属于像刘晓波这样的人。

刘晓波 1955 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的知识分子。在毛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的父亲去了内蒙,刘就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做过知青和工人。毛泽东死后,他考入吉林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4 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八十年代中期,他对上一代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极为刻薄的批判,指责他们的作品全都是模仿和平庸之作,这些激烈言论引起轰动。在 1988 年一家香港杂志进行的访谈中,他做出了一些更为戏谑的断言:“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变成香港今天这样。”

他兴高采烈地放了一炮又一炮,将孔子称为“庸才”,呼吁中国全盘西化,将作家、200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贬斥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模仿者。他宣称中国大陆作家“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对于像刘这样彻底反传统、反偶像崇拜的激进分子,文化批评和政治改革属于同一场战斗的两个侧面。

“文化热”的喧嚣场景与王蒙并不是那么投合,他察觉到其中一种“弥赛亚情结”的症状,即幻想文化和社会的转变可以通过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感到正是这同一种幻想激发了中国革命。在 1989 年发表的《坚硬的稀粥》中,王蒙用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描绘了政治改革的过程与阵痛。这篇小说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最高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早饭总是吃稀粥和咸菜的大家庭,爷爷是受人尊敬但思想开放的家长,他决定把菜单的决定权交出来。头一个接过改革权的是家里用了四十年的老佣人,她开始偷工减料,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参蜂王浆,悄悄孝敬给爷爷。随后,紧跟时代潮流的孙子开始提供全盘西化的早餐,那些吃不惯西餐的家庭成员又偷偷地往里加了中国的调味品,结果引起种种腹泻便秘消化不良。还尝试了很多其他形式的改革,包括民主投票,结果人们开始各吃各的饭。孙子去了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知识分子女婿和他的妻子移居国外。但最后,不约而同,他们又都回归到稀粥早餐,多么朴素,多么温柔。

可是,到了 1989 年 4 月中旬,没人再能保持温柔的心境。几年前被迫辞职的自由派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对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时刻。当时,刘晓波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听到抗议的消息后,他立即放弃访问,返回中国。

但当示威继续发展,王蒙感到的不是振奋而是害怕。有一次,他花了七个小时和二十岁的女儿谈话,随后陪她去到她上的大学,等候在校门外面,直到她说服了全班同学不去上街游行。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和埃及期间,国内情况迅速恶化。6 月 4 日,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那一刻,浪漫、天真、脆弱的八十年代终于走到了崩溃的终点。

大屠杀毁灭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脆弱纽带:一些人放弃了党籍,与当局决裂;另一些人被迫流亡或被投入监狱。王蒙拉开了与强硬派之间的距离,但他没有退党,没有抗议。在激进派眼中,他的表现和其他那些懦弱畏缩的政府官员并无二致。

告病疗养期间,他在海滨城市烟台度过八九年的残夏,写下了一组抑郁而隐晦的诗歌,哀悼一个时代的消逝。9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式终止了王蒙的部长职务。

我与王蒙相识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次对他提起过”六四”。我告诉王蒙外界关于他“软着陆”的评论。他纠正我说:“原话是这样的:‘他做了一个 360 度后空翻,直体双脚落地。'”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笑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如此轻松。“六四事件”之后的几年中,王蒙一直是被调查的对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长们,纷纷与他拉开了距离。保守派刊物公开讨伐他。接管文化部和作协的强硬派们乘人之危,开始散布整人舆论,说他的《坚硬的稀粥》实际上是隐晦地攻击邓小平。邓虽然表面上退居二线,事实上仍是当时的最高权威。

很难描述这种指控有多么可怕。影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作家们往往用寓言来批评高官。事实上,文革的直接起因就与这种猜忌相关:1965 年,一名党的知识分子(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指控为隐晦地攻击毛泽东。这指控荒诞无稽,但毛极为重视,他命令报纸批判这位作者(他在监禁中被殴打,最终死于狱中),自我暗示、火上浇油的偏执妄想症愈演愈烈,蔓延为一场举国狂热的迫害运动。因此,当对他小说的指控开始甚嚣尘上之时,王蒙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写信给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诽谤诉讼;然后还有摧毁性的一手:他公布了其强硬派对手——清洗之后的中国作协头头玛拉沁夫——在王蒙担任文化部长时写给他的一封献媚信。

很多自由派为王蒙喝彩。刘晓波却不以为然。刘后来写道:王蒙在公布信件时没有尊重关于隐私的规则,“因为他认为必须以小人的手段制服小人,用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但他似乎不明白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流氓。”这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原则性声明,漠然无视王蒙面临受迫害的真实风险。

“我在封杀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王蒙对我说,“那种状态很可怕。”

这次,封杀比较短暂。1991 年秋天,王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举行的作家活动。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政协是政府的政治协商机构。他的福利和补贴被保留下来,待遇按级别安排,像所有前任官员一样。王蒙仍旧受到国家的礼遇,包括他的四合院住宅(后来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书、一辆轿车和司机。

王蒙心怀感激地恢复了专业作家的生活。他写小说、短篇故事、评论、诗歌、演讲稿、自传,还翻译了一些约翰·契佛的小说。在几次关于文化商业化的争论中,王蒙发表了一系列精彩文章,雄辩地捍卫了多元文化、市场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威权传统的终结。他也为一位广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年轻小说家王朔进行了辩护。王朔的“痞子风格”被一些人指责为是具有颠覆性的。随后就是对刘晓波的攻击——那篇饱受非议的“黑马与黑驹”——以及文章引起的激烈反弹。

我初次见到刘晓波是 1991 年冬天,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新潮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个热衷于赶时髦的傻瓜。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吵。他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忍受。但他批评的长矛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简单的啦啦队长或者鼓动家:为了学生们能从广场和平撤离,他当真去与军队谈判。在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他一位后来出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揭露这场运
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种种道德缺陷。与王蒙毫不留情地刻画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类似,刘晓波在书中详细解剖了学运活动家们及其知识分子同道们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王蒙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对一个被国家几乎完全封杀的人摆出这种贵族式的轻蔑?上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朱学勤,当时曾写了一篇刻毒讽刺王蒙的文章。他告诉我,他至今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原谅的。在他看来,王蒙的行为等于落井下石。

这场争论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十几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当时主要担心的是时隐时现的文革幽灵,他时刻提防着任何可能把中国推回到极左轨道上去的思潮。他尤其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勇气的看法:要知道这个群体中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人惨遭迫害,甚至被处决或被迫自杀。“你为什么那样嗜血?”他问道。但王蒙同时也责备自己参与这些辩论时操之过急,缺少对于对方同情的理解。

王蒙九十年代最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是他称之为“季节系列”的长篇小说四部曲,最后一部完成于 2000 年。这是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虚构编年史。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颇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让位于邓小平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成了生活中心。在政治方面,党实施了不争论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媒体捂紧盖子。全国万众一心忙着发财致富——正如邓小平所说,“致富光荣”——文学期刊的读者群随之不断萎缩。

生气勃勃的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人们的注意力不断被互联网和新媒体所吸引,这进一步削弱了大众对于严肃小说的兴趣。即使在文学圈,“季节系列”也没有得到很多赞扬。批评家们抱怨说,王蒙的叙事风格,已从鼎盛时期的丰沛与机智,变成饶舌与卖弄。他的语言缺乏打磨与节制,他的描写堆砌了太多夸张的形容词和成语,成了混沌的滔滔洪流。

有一次,我与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时候,她提起“季节系列”里的一部小说,问我觉得如何。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最后说我尚未读过。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我没读下去。王蒙马上岔开了话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他明显觉得这些小说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人理解。他认为,从不曾有人这样坦率而同情地描写过中国革命的经历。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不是一部由于评论界改变风向而遭冷遇的重要文学作品,下面节选自书中写到毛泽东的一长段文字可以算是一点样本:

“……[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狂欢,是一次毛泽东的诗意盎然的狂想曲。……这是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狂欢,超前思维的狂欢,这是意志的狂欢,概念和语言的狂欢,创造历史即追求历史的一点新意社会的一点新意的狂欢……毛泽东使青年一时间解放到了极致,去掉了一切绳墨规矩,轰动了全人类,激发了全世界。这有点残酷。一切循规蹈矩一板一眼对于生命对于青年就不残酷了吗?文化大革命确实尽兴。所以西柏林的“墙”上写满了联邦德国红卫兵的标语,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建立了伯克利人民共和国,法国文化部长、作家马尔罗对毛泽东敬佩备至,后来,许多年后,全世界的拳击爱好者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泰森的手臂上刺上了毛主席头像……”

且不论文笔是否过重,读者对于文革只是“有点残酷”的说法作何感想?一位以洗练简约风格而著称的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曾经对我说过:“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希特勒”。他远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尽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与毛泽东绑在一起,对他直言不讳公开批评也仍然受禁,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暴君,他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即使在美学意义上,毛泽东也被广泛谴责。批评者们认为:粗鄙蛮横的口号式语言奸污了优雅精致的文人白话,毛对此负有责任。有些人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了几十年后,毛文体已严重污染了中文写作。

这种争论是有后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在有关毛泽东遗产的争论中,哪种阐释可以占上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节系列”明确表明的那样,王蒙对毛的评价远远不到谴责的程度。“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毛泽东,过于简单化了,”王告诉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文学天才。你知道他的诗词和书法。而且我认为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是 1949 年没有占领香港,尽管当时他派一个团就能把这件事办了。第二件事是和苏联决裂。这样他就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开的窗口,又让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你要谈毛泽东的暴行吗?那你想想中国历史上那些宫廷里的酷刑折磨吧,还有历朝历代的那些凌迟处死的事件,他前面有太多先例了!不过,现在还不到真正讨论毛泽东的时候。”

其他作家对于王蒙不愿谴责毛泽东这件事,有着各种解释。朱学勤说:“毛泽东曾经帮助过王蒙。王蒙有感激之心,这是很正常的人性。然而,在考察了毛泽东做的好事和坏事之后,最终应该否定他才对。王蒙没有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明了。”其他人则认为与代沟有关。来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对我说:“在王蒙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往往可以对自己的生身父亲非常苛刻,但对精神之父绝对忠诚。王蒙这样说并非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谴责毛泽东是很时髦的。他那是真正的忠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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