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人物系列:王蒙(连载一)

核心提示:因为“中国三部曲”而获奖的《纽约客》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已经渐渐为人所知,一些外国记者也被称为“写出了中国人没有写出来的时代素描”。的确,有百年历史的知识分子杂志《纽约客》已经成为译者圈中的“宠儿”,这不仅是因为它独特的格调,也因为它对品质的精益求精让译者们趋之若鹜。我们从今天起连载《纽约客》中所写的“中国人物”,杂志和作者保留版权,我们提供的译文不是官方译本,而是非赢利性质的共享。如有希望进行商业转载的媒体请直接与作者联系。


【原文插图:上为王蒙,下为刘晓波。本文作者为査建英,她的哥哥查建国是一位不啻于李旺阳的“政治犯”,有兴趣者可以翻墙搜索。因此本文的客观性更令人觉得珍贵和难得。】

200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最后一天,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主宾国,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下届总书记接班人习近平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揭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展览以及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现年七十六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仪表整洁,戴着黑框眼镜,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前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这番评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将中国当代文学比作中国制造的产品——量多、价廉、低附加值、毫无品牌。颇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 15 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网民和博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出卖了自己良心的老者,一个没有灵魂的体制的代言人。

这些谴责让人想起一九九零年代王蒙所陷入的一场争论。1994 年,来自南京的年轻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但当说真话变得危险的时候,他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王蒙。

王蒙当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作为回应,坚持说年轻的批评家是在追求攻击名人的效应,是红卫兵风格,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名。但王轻蔑的语调相当刺耳,尤其是当他攻击从文学教授变成人权活动家的刘晓波的时候。在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标题中的“黑驹”)是十年前的“黑马”刘晓波的廉价翻版。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中,他是一位勇敢的活动家,后来被监禁一年半。整个九十年代,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之间进进出出。身处警察监视之下,被禁止在中国教书和发表文章,刘只能为香港或海外异议杂志写作,他被贬抑在异议分子的边缘群体中,在暗影下生存。

在文章中,王蒙无情地嘲笑刘晓波:

“约摸十年以前,文坛上出现过一匹黑马,作叱咤风云、横扫千军之雄姿,吐目空一切、自我做古之大言……自吹自擂,自吆自卖,在引起窃笑的同时也还吸引了一些目光,更还受到了几个看着名人大家老是不忿,而又生不逢时,没有给名人大家戴高帽子游街的机会的胸中不平的年轻人的喝彩。”

在笔锋如此尖锐地指向文革之后,王蒙问道:“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居高临下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以他享有的全部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犯?很多人觉得,王蒙这种做法已经沦为人格谋杀。一位北京朋友对我说:“在青年人眼中,王蒙这下完了。”王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的声誉再未能完全恢复。

在中国文化生活中,这是那种几乎相当于地壳滑脱的时刻之一,一条裂纹变成了一道鸿沟。王蒙可以被讥讽地刻画成一个御用诗人,别无它是;他的对手刘晓波,则可以被视为一位被动的受害者,仅此而已。这种极端的对照提供了一种眩目的分野,但眩目却导致了色盲,因为这种论断对这两人来说都是错误的。

我从九十年代初就认识他们两人。在去年王蒙法兰克福演说引发的怒潮中,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了我对争论的失望。王的回复很简洁:“没事。随便。我顾不上这些事,也早习惯了。谢谢。”

两个月后,2009 年 12 月,中国法庭判处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的主要犯罪行为是合作起草了“零八宪章”,一份民主宣言,呼吁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赋予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该文件首批由三百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署,包括我在内。后来全球有数千中国人签署。如此重判引起了国际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什么反应。我再次给他发了邮件。这次,没有任何回复。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离开文化部之后不久。尽管他拥有国家级声誉,我却感觉到他处境的脆弱。在中国意识形态光谱左右两极的人,他都非常忌恨。六四事件之后,他是唯一拒绝探望 “在镇压反革命暴乱中受伤的英雄战士”的中国部长,这一不忠行为使他失去了政治宠信。然而,由于他采取了最谦恭的方式(请病假),此事也没有为他在反叛者中赢得钦佩。强硬派和异议者们发出的问题同样简单: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王蒙没有简单的答案。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最狂暴骚乱的几十年让他对狂暴骚乱有一种深深的厌恶。

这位今日高官也曾是昔日的反叛者。王蒙 1934 年生于北京,父母来自河北省一个闭塞的乡村。三岁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占领了北京。王蒙还记得必须向城门口挥舞刺刀的日本岗哨鞠躬敬礼的情景。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和日本学习,迷恋一切现代和西方的事物。父亲是一个大学教师,一位理想主义的梦想家,喜欢高谈阔论,却应付不了实际生活和人事政治。事业的失败使得靠他养活的一大家子人时常在债务和饥饿之中挣扎。家庭生活也不平静:吵起架来,王蒙的寡妇二姨会把一锅滚热的绿豆汤泼向他的父亲,而父亲喝醉后会在家庭混战中脱掉裤子来把女人们吓退。

王蒙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作文和辩论都曾获奖,并由此获得学费减免。老师们都很喜欢他。私下里他却在阅读左翼书籍,逐渐为激进思想所吸引。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最早的政治倾向,在小学三年级时做的一首新诗中就已初露端倪: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不久,他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 开始参与中学里的学运工作。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才不满 14 岁。一年后,共产党在中国获胜。194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举国欢腾。人民共和国最初日子的狂喜至今仍是王蒙最亲切的记忆。他为充满激情的集会、游行、同志式的会议和歌唱而欢欣鼓舞。

他为北京竟然能在一周之内,将城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场清理干净而惊奇不已, 这曾是古都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他相信革命已经把他父母深陷其中、使得中国落后的腐朽陈旧的生活方式彻底清除了。

王蒙被派到共青团某区支部工作, 其时他还只有十几岁。他一直喜欢文学,于是几年后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以抒情笔调刻画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纯真的革命激情中混杂着情窦初开的浪漫。这部小说改来改去拖在了编辑手中。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 1956 年发表,却马上引起了轰动。故事场景设定在党的某个区委会,主人公很像王蒙,是一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干部。他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包括各种类型:萎靡世故的、精明强干的、作风不正的——发生了冲突。在文学基本上服务于党的宣传的年代,没有对党的官员形象进行美化,是很不寻常的。文化党棍们开始在报纸上谴责王蒙不健康的怀疑主义和小资情调。在当时的气氛下,王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而,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听说了这一争议,介入进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毛赞扬王蒙的小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毛历来担心官僚主义会腐蚀革命热情。谈到年仅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卒,毛说:“王蒙我不认识,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 “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

毛泽东的话不仅送来了最高层的政治保护——攻击停止了——也使王蒙声名大振。王蒙似乎时来运转了。不久,他与崔瑞芳结婚。崔是王蒙通过共青团工作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子,王写了很多热情的情书追求她。她比他大一岁,对他的文学才能深信不疑。

政治上的缓和是短暂的。几个月后,毛发起了反右运动。在接下来的狂热中,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王蒙地位低微,不值得主席持续关注。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四年中,他白天从事体力劳动,晚上参加“自我批评”会。

像他一样,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忠于党的真正信徒。残酷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离婚甚至自杀。王蒙经历了一段濒于崩溃的自我怀疑时期。他说服自己,认定这是对他曾经享有的特权的报应,并拼命劳动来救赎自己。后来他写道,他从小一直身体孱弱,背石头和种树改善了他的健康。

1962 年,王蒙被准许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的身边。他和妻子都得以从事教师工作。下放期间可以偶尔回家探望,两个儿子先后出生,现在,虽然只分到了一间屋子的住房, 全家人终于第一次能够共同生活了。王蒙仍然渴望从事写作,渴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但他仅仅发表过几篇作品,小说还被批评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对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而那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新文学”题材。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与苏联决裂,不断怀疑党内出了叛徒。政治气氛再一次阴云密布。

1963 年秋季,王蒙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是中国的穆斯林。他是在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但调动也使他远离动荡不安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们仅有的物什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旅程花了五天四夜。

“你觉得我们会在那里住多久?”列车驶出北京的时候,崔瑞芳问道。王蒙回答:“几年吧。最多五年。”结果,他们在西部边疆住了十六年。

新疆适合王蒙。 他惊异于西部的美丽:积雪覆盖的壮丽山脉,多石的沙漠,冲天耸立的白杨树,像天空一样蔚蓝的湖泊。他被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农民们即使吃不饱,仍会种植玫瑰。他很喜欢当地的主要食品:馕和羊肉,为凄美的维族歌曲而感动, 醉心于他们像“交响乐般”的语言。当他发现自己仍旧是“封杀”(官方对某个人和他作品的禁令)对象时,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维语之中。这在汉人是罕见的,为他在当地村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好感与爱戴。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崔和王以他们居住的伊宁市为她取名为“伊欢”。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红卫兵到处抄家,焚烧书籍,殴打老师,有时候把他们虐待致死。在伊宁,王蒙烧毁了自己所有私人信件。但地理距离确实帮了他的忙,运动抵达遥远的边境小城时,激烈程度已大为降低,王蒙还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一位掩藏过他的老农民说:“老王,不要怕,任何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种人是不可缺少的。你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

1976 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终于结束。尽管政治氛围仍然不确定,但王蒙重新开始写作并把作品邮寄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风险。1978 年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家里包饺子, 看到妻子冒雨跑回家来,挥舞着一本刚刚邮寄到的《人民文学》。“你的小说发表了!” 她边进门边喊。王蒙用沾满面粉的双手一把抓住杂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不到一年以后,王蒙恢复了党籍。在被搁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得以出版,大受好评(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颇受欢迎)。随后,北京市委发来了一纸调函。1979 年 6 月,王蒙全家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大群维族和汉族朋友来到火车站送行。火车开动的时候,崔瑞芳双手掩面,痛哭失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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