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连载四)

核心提示:这本书据说是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在新世纪出版社决定出版时被禁。本书的真实性尚有待考证,我们将连载这本书中的若干重点段落直至六月四日,内容有删节。将任意一期《每日译者》手机报转发给你了解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电子书。(点击邮件下方的“转发给你的朋友”,您的邮箱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数据库中,我们会从中选出100名获奖邮箱寄送免费电子书。)


【图:据传由李鹏日记改写的《关键时刻》一书封面】

闹事学生“四·二七大游行”

4 月 27 日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 8 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 4 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 。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 4 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 11 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 “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4 月 29 日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 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 3 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 ,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 月 30 日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 10 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 4 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 4 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 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 4 月 26 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

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 9 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 9 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 3 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 4 月 26 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 24 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 4 月 24 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赵紫阳已于 5 月 1 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确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 月 2 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 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 ,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从 5 月 3 日至 5 月 16 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本来,自邓小平同志 4 月 25 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 月 4 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 5 月 4 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 22 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食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 6 月 22 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 月 15 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 月 16 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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