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艺豪:瓷器店里的熊

核心提示:中国不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体即将迎来泡沫破裂的问题——问题比这要大得多。社会不满和收入差距可能将中国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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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

一次又一次地,中国让怀疑论者的话落了空。这些人声称,中国独特的混合模式,也就是由威权型的共产党和大型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日益由市场驱动的经济不可能持续。今天,这些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迈克·派蒂斯(Michael Pettis)是最悲观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怀疑论者。他在三月预测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在下个十年平均不会超过3%”。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去年警告说,中国已经接近许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会碰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那堵墙了,它们会撞上去,然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

毫无疑问,中国是有很多问题。多年来一边倒的由投资推动的增长导致明显过剩。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疲弱的全球经济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涨使中国出口放缓。与此同时,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开始慢慢漏气,最新的经济数据也令人沮丧。2012年第一季度,GDP实际年增长率降到7%以下,4月的工业产出、电力生产、银行贷款和房地产交易也明显放缓。中国的传奇性增长是不是面临着严重问题了?

还没有。中国很可能将穿越这些浅滩,保持大约7%的年增长率,并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比起过去平均10%的增长率已经放缓了不少,但是仍然是不错的。但是,不那么确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让这种增长公正、公平、惠及全民。10年后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中国经济崩溃,而是一个存在深刻缺陷且不稳定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二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追赶型增长”非常类似。”追赶型增长”背后的理论认为,穷国可以通过模仿和传播进口技术明显接近富国的收入水平。例如,在1950和60年代,日本利用”反向工程”技术制造的铲平比如汽车、钟表和照相机使得丰田、尼康和索尼这样的全球性企业风起云涌。采用”追赶型增长”的策略需要配套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政策、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并牢牢控制金融体系这样才能支撑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出口,而不是尽可能地利润最大化。

中国的”追赶”阶段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已经掌握基本工业原料和消费产品的生产,但向复杂机械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军才刚刚开始。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0%左右。按照多数标准,中国今天的经济与60年代末的日本和1980年前后的韩国和台湾相当。这些国家接下来都经历了10年甚至20年的迅速增长。鉴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系的相似性,中国没有明显理由不同。

对追赶型国家来说,增长主要在于资源的动员能力而非资源的利用效率,后者是增长率较低的富国的核心所在。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年度真实GDP增长中有2/3来自于追加资本和劳动力。这也就意味着让工人从传统的农业转移为现代劳工。只有不到1/3的增长来自于对资源的更有效率的使用。

在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资本雄厚,所有的工人都已经在现代领域——那么正好相反,大约有2/3的增长来自于对资源的更有效率的使用,只有1/3来自于追加资本和劳动力。那些从富裕国家来到中国的分析家们通过自己的经验,相信经济增长主要与效率有关,在中国他们看到了大量的浪费和低效,得出的结论就是增长肯定是不能持续。他们没有看到更大的背景。这一体系的巨大成功在于能够动员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克服了边际效率的问题。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要到达一个临界点:他们已经将所有的工人都转移到了现代领域,也基本上已经配置了所能配置的所有资金。在这个时候,增长率会急速下跌。对于没能从动员资源成功转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国家而言,人均GDP的实际增长可能几乎停顿。这些国家也会面临收入严重不均——这种情况往往在资源动员阶段加剧而在效率阶段减弱。有些人担心中国已经处在悬崖的边缘。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悲观的看法。首先,中国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其他东北亚经济体在这个数字降到20%以下才开始明显放慢增长。中国还要有十年才会到达这个数字。

其次,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建筑狂热不减,中国投在固定资本上的存量,如基础设施、房产和工业园上的资本相对于其经济或人口而言所占比例并不大。富裕国家的固定资本存量通常是当年GDP的三倍多。而中国只有2.5左右。如果看人均的话,中国和1960年代的日本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差不多,和1930年的美国相比,还不足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还需要更多的大规模投资。因此中国的经济会继续通过资本拉动而增长,尽管的确需要在近期就转向消费者导向的经济。

衡量中国的长期资本负债的一个指标就是住房。很多观察者被美国的住房泡沫崩溃带来的灾难吓坏了,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美国还可怕。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阿利伯( Robert Z. Aliber)今年1月在他的书中这么说,中国的住宅繁荣”根本不可持续”。的确,自2005年以来,地价和房价飞速上升,很多城市的郊区都分布着一片片空置的住宅楼。

但中国的住房情况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的泡沫源于借贷太多(可以贷款95%买房)。这就导致美国的房价远远偏离了之前40年建立的基础值,刺激建筑商们在遥远的地方建房,而人们并不需要这些房子。在中国,抵押贷款并不高,价格上涨主要是市场初期一次性的激增,而不是对正常趋势的偏离,而且中国急需像样的住宅。

根据我的公司的研究,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住房基本上都只有60%的贷款。最低的首付也在20-30%之间——这和美国相比远没有那么大的债务杠杆。房价快速上升,但是部分是因为在2000年之前房价是被人为压低了。那时国有企业分配住房,也没有什么私人交易市场。之后十年的房价急升只是价格对现实的调整。尽管关于”鬼城”的文章写 的都是空置公寓楼,更重要的事实是城市里,中国是却放——这和泡沫即将破灭时的情况相反。

中国的2.25亿城市家庭有近三分之一生活在没有厨房或卫生间的地方。这等于是说印尼的所有人都生活在工厂、临时建筑物、地下室、防空洞和郊区的棚屋里。今后20年,如果现有趋势持续的话,另外3亿人(相当于美国总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为容纳这些新移民,缓解当前的短缺,更新破烂失修的住宅,中国从现在直到2030年每年需要建造1000万套住宅。而从2000年至2010年,实际的数字仅为每年700万套,因此,中国还有大量工程要建。电厂、煤气水电供应和空运货物设施这类基础设施也是一样。

但房地产市场也勾勒出中国的真实问题:不是增长不可持续,而是这种增长极不公平。整体住宅短缺与用于满足新兴精英阶级的豪宅供应过剩并存。尽管多数中国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社会最顶层的获利却令人发指,而且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在政府或党内有关系,这使他们通过攫取土地、建筑项目贪污或股市内部交易获取巨额利润。中国经济学家王小鲁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最高的2%家庭占到全国城市收入的35%。稳居垄断地位并且可以享受国有银行廉价贷款的少数巨型国企几乎拥有无限的赚钱机会。国有银行自身2011年的利润达到惊人的1,650亿美元。生产力和就业的提高几乎主要归功于私营公司,但它们的利润却很微薄,而且遭受普遍的歧视。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最终控制着所有资源的配置,其官员们可以不顾法律,而内部的纪律检查程序又模糊不清。偶尔会有一名高官因为腐败而下台,比如重庆的党委书记薄熙来。但是这种情况反映的只是党内的权力斗争,而不是腐败的终结。几年后,中国很可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解决公平问题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二流社会。

*译注:标题”瓷器店里的熊”是双关语,China在英文中既指中国,也指瓷器。而英文俚语”瓷器店里的牛”是指非常脆弱的状态,很容易搞砸的情况。在英文中”牛”又有指称经济向好的含义。于是把”瓷器店里的牛”改为”瓷器店里的熊”指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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